没有救赎是什么意思(中国文化里面为什么没有“救赎”的思想？)

来源：小高教学网作者：本站时间：2023-05-07 21:51:01 阅读次数：0

近期不少网友都在问：没有救赎是什么意思(中国文化里面为什么没有“救赎”的思想？)，小编也是查阅很多资料，整理了一些相关方面的答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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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情理合一：中国文化抗疫的软实力——走向后疫情时代的情理文明
2、以道德精神拯救世界，是中国人的宗教
3、中国人拯救世界遭批！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人更能拯救世界
4、能拯救中国足球的，绝对不是“资本”和“职业联赛”
5、中国正成资本主义拯救者，像苏联解体后成共产主义拯救者一样

情理合一：中国文化抗疫的软实力——走向后疫情时代的情理文明

《文化软实力研究》|情理合一: 中国文化抗疫的软实力——走向后疫情时代的“情理文明”

文化软实力研究 发表于北京

2022年第4期

文化治理与文明互鉴专栏‬

情理合一: 中国文化抗疫的软实力——走向后疫情时代的“情理文明”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摘要：中国人有着“情理合一”的生存智慧，这是建立在儒家的“情理结构”根基之上的，李泽厚先生晚年提出的“情本体”思想对此颇具启示。情理结构的生理根基并不是源自单纯生理的食色情欲，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生发的、向善而生成的深层情感，但这种情感又是被社会化的，是通过人文教化与濡化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要走一条“礼乐相济”之路，在此一种以“情理结构”为内核的“情本儒学”，就更凸显出其在未来中国文化格局当中所应扮演的角色，从而返本开新地来重建一种本土化的“情理文明”。这就意味着，今天的传统文化复兴，不能只复兴儒家理性化的一面，也就是强调礼之“理之不可易”，还要复兴儒家感性化的另一面，也就是乐之“情之不可变”，而这种“情理合一”的智慧也可以为世界文明提供出一种文明范本。关键词：情理合一；情本体；情理结构；情理文明

这个世界怎么了? 一场疫情来了，却始终未走，就犹如一道锋利的刀刃，在前后的世代之间，进行了历史性的切割: 疫情之前，还是“前疫情”的，疫情之后，则开启了所谓“后疫情”时代。如今，后疫情时代还在继续，也许这个“后”还要后上一段时间，我们不是要问“这世界怎么了”，而是要求“这世界怎么活”？一、从《情理合一: 中国人的生存智慧》谈起我给这场全人类的疫情，写了一本小书——一本中国的书，最初拟名定为《疫情与情理》。2020 年上半年，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我也一点点地完成了这本小书，并将之改名为《人类疫情与情理文明》。很简单，其实就想谈谈中国人应对疫情的生存智慧，而且是“情理合一”的中国大智慧，于是这本书最终定名为《情理合一：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情理合一：中国人的生存智慧》这本书，说的正是这两种“情”：“疫情”是情，“情理”也是情，但却是不同的“情”。疫情之情，是“实情”或“情实”，也就是实际的情况，大疫的真实情形。情理之情，则是“情感”或“情性”，不过要与“理”融合，形成中国人的“情理结构”。这个事的直接缘起，乃是起于2020年3月29日，我应邀在搜狐网晚七点的黄金时段进行了一场直播，与搜狐文化主编商量后，最后定名为——《我们如何“合情合理”地度过疫情?》。真没想到，观看的热度竟达54万之多，当时民众大概也处于面对疫情的焦虑爆发期。这场直播与“第二届新冠肺炎多学科论坛”同一天先后播出，翁心华、李兰娟、张文宏等业界专业人士纷纷发表意见，得到了人们的热切关注。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视角来反思疫情，我觉得这样的反思才是文理平衡的。更早的3月5日，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ICCSD) 之邀，我还参与了一场惊蛰全球视频发布，与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同仁们一道，用小视频为武汉加油，当时我还说——我们风月同天，因为，这世界风月无边！而后为这个组织撰写了篇英文文章COVID-19 pandemic：Chinese traditional survival wisdom(《新冠大流行：中国传统的生存智慧》)，继续阐明中国人如何以情理智慧应对疫情，并在其官网4月24日的主页上得以刊出，试图向外国人说明本土智慧如何能成功应对疫情，迄今的事实，大概也证明了这一点吧实际上，我想表达的就是：中国人就是使用“情理合一”的大智慧，正在应对这场新冠肺炎疫情。我们正在“合情合理”地度过疫情，新的疫情也促使中国人走向新型的“情理文明”。二、未来的全球社会需要一种“大启蒙”新的疫情来了，中国人靠什么活? 中国人的哲学智慧要对此给出应答，以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社会和谐共享、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身心和谐安顿，同时，让中与外、古与今得以和谐共存和相互转化，从而以“大启蒙”的姿态走一种“情理文明”。首先要追问一个哲学问题: 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生与发展，难道是偶然的吗? 如果我们持进化论的视角，从上次的SARS到这次的COVID-19，海内外科研结果都大致认定，它们的基因组序列相似度达79.5%，这是偶然的吗? 新世纪以来，共有三场全球性疫情现身，中国摊上了两次大疫，这有偶然性吗? 其实，历史最微妙之处就在于偶然变必然。问题是，这种偶然如何转化成了一种必然呢？从偶然向必然的转化，难道不是极大的哲学问题和事件吗?疫情既关乎每个人的命运，又关系到共同体的命运，无论是人类共同体，还是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态度与姿态来应对？近期，看到印度的萨古鲁对疫情的视频解答: 如果因为疫情被隔离，那也不该来自歧视，而是源于同情，最适宜的姿态就是——让我们优雅地对待疫情吧。现在，更多国家采取了隔离的手段，这当然是一种理性科学的选择，但是一定不要忘记，这种选择背后藏有的感性动力——人对人的“同情心”与“关怀力”。如果没有这种情感动力，那么，世界与人际都将会是冷酷无情的吧。我以为，经过这次疫情，可以让国人走向“大启蒙”。西方启蒙现代性的“价值观”就在于“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我们则要应对启蒙的西方缺失，以“情理合一”的原则来拓展启蒙。实际上,20世纪以来的“中国启蒙”就是一种“大启蒙”，尽管是一种后发的启蒙，它却可以为世界文明提供一种新的发展范式。然而，中国启蒙毕竟是“中国的”启蒙，这种本土化的启蒙还必须转化为一种启蒙的本土化。所谓“大启蒙”，就是要破除启蒙带来的种种异化现象，让启蒙理性不再以理性为绝对中心，需要东方智慧来平衡西式启蒙的偏颇。“大启蒙”恰恰是要找回人类的情感，以人情来对理性加以均衡，使人类获得一种完整的“情理结构”。因此，未来的全球社会需要一种“大启蒙”，这种启蒙既反对理性中心主义，又不流于唯情是举主义，而是走向一条既合情又合理的新的启蒙通途。上世纪的1919年，最大的历史转折是五四运动爆发，中国逐渐向现代国家转轨。百年之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它已经成为目前最重大的事件。看似无关的两个历史事件，相互联纵起来，可提供出一个“历史契机”。“五四”百年之后，中国社会的状况仍是“启蒙不够”，起码要让科学与民主都成为一种中国人适宜的生活方式，这是“大启蒙”得以实现的根基。举例而言，疫情刚刚发生时，部分外国媒体借势批判我国的疫情防控措施“不尊重人权”，这当中既有污名化的成分，也包括了中西价值观的差异。西方“个人主义”立场认为让个体隔离起来乃是“伤害人权”的，但是从“功利主义”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角度来看，这又具有合理性。其实，从中国文化视角来看，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依赖关系，“唯吾独尊”的不顾全局的确要反对，反之，牺牲个体的绝对“集体主义”同样大有缺憾。这就为应对疫情这种非常态提供了一种“协同”的中国经验，既要人人合作，也要协和万邦，此乃“中道”也。科学问题也是如此。科学本没有国界，各国科学家通力合作来应对新的病毒，中国方面也提供给国外科学家病毒样本，而且，中医的智慧也参与其中。在这个意义上，人类都坐在同一条船上，毕竟与大洪水时期那种人类分别应对的局面不同，诺亚方舟如今也已成为了全球客轮。科学规律要加以遵循，但是科学也不能被盲目崇信。当民族本位派用各种传统玄学理论来解读疫情，则显露出科学启蒙的未竟。战胜疫情，当然要靠科学，但不仅仅靠科学。如果说这场对抗开始时失去了“天时”与“地利”，最终还需要“人和”精神。面对疫情，人人有责，每个个体都需要有承担意识，这就是“责任理论”之实践问题。三、转祸为福须靠“情理合一”的智慧哲学不是无用之学，它可以帮助提升人性结构，不仅有理性层面的，而且有感性层面的，中国人“合情合理”的生存智慧于应对疫情定有益处。不妨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肉体、不同文明之间和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五个基本层面分而观之。第一，人与自然有冲突，但更要和谐共生。学界有观点认为，此次新冠病毒的爆发，与从食用作为病毒宿主的野生动物开始，这也是缘何疫情爆发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率先通过禁食野生动物的法律。就哲学层面而言，西方“动物权利主义”者认为，动物应该享有与人一样的权利，动物不该被人类作为占有物来对待。这种观点看似极端，但有一定的道理。中国古人对自然也并不是彻底顺应，而是走了一条适度的自然人化之途，就像文人“笼鹤”而放鹤一般，要与动物保持“不即不离”。还有一种声音说，人类才是地球的病毒，病毒是地球的免疫系统，难道这次病毒是对人类的报复？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自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而并非“工具价值”。统治与控制自然，必然要让步于与自然的共同进化及共生，那种英雄的个人主义应对自然绝不足取，但是彻底翻转过来，以生物为中心、以生态为绝对中心也不太可能，那么人安放于何处？可见西方环保主义也有失偏颇。第二，人与社会有冲突，但更要和谐共享。应对疫情需要人与社会之间的“合作”，既需要人们之间的“联合生活”，也需要共享“共同交流经验”。美国哲学家杜威就认为，每一种在其民主方面未取得成功的生活方式，都对人们之间的“接触”“交换意见”“交流”和“相互作用”有所限制，而人们的共通经验正是通过这些交往而稳定下来并因此得以扩大和丰富。然而，西方的那种“自由主义”在中国却是有限度的，如果遵照自由主义理念，则不该隔离每个个体，那就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险。另一种西方化的解决方式是“社群主义”，但是很遗憾，这种社会建制也是通过“无情”的人际关联建构而成。所以，我们要采取一种“情理相融”的应急机制，采取一种以“同情”与“关怀”为内核的情感态度来应对自然灾害的偶然性，社会不仅需要硬性的体制来维持，而且需要软性的交往来维系。第三，人与人有冲突，但更要和谐相处。在这次对抗疫情期间，出现了不少见诸报端的人与人的冲突，或者因为一己之私要强闯社区，或者因为掌握公权力就控制他人，前者往往因为个体情感理由而对抗制度规范，后者常常执着于强权理性而不顾及人人平等。人与人相处，恰恰要有“度”，而这既不能不足或“过犹不及”，也要合情又合理才能被普遍接受。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孤独存在的，他者永远就在我们身边，而且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除非我们成为活在丛林里作为单体的人猿泰山。所以，每个人与他者的关系便构成了每个人生存的前提条件，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的观点就有此意。然而，必须从中国思想的根基处看到，这种人与他人的相处并不皆为“冷冰冰”的理性关联，还有“热乎乎”的情感维系。第四，人与自身的心灵与肉体有冲突，但更要自我安顿。在过了2020年一个不寻常的封闭春节后，很多地区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控制措施，全国各地被隔离的时间长短不一。如此情境，国人如何安顿自己的身心也就变得愈加关键。于是乎，不少人的心理问题就凸显了出来。这些心理问题并不能只靠心理疏导来解决，也不能单纯地诉诸科学理性与伦理理性的方式，而要情理合体地来加以解决。“我应该如此去做”与“我安于如此为之”显然是不同的，但可以结合起来。正如宰我当年问孔子守丧几年，答全靠“心”安。当然，心与身之间也要处于和谐的关联之中，疫情封闭期间的自我锻炼与身体塑造也是必要的。身心的安顿，需要在理性与感性之间达到动态的平衡与统一。第五，不同文明之间必有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必有冲突，但更要和谐共存。在中国，各种外在与内在的冲突构成了中与外、古与今的张力结构，而且新世纪以来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次疫情让中国倍感压力。可以采取儒家的柔性智慧来化解“文明间的冲突”，让不同文明得以多元共生。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也是如此，亟需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好在我们正在途中。新的疫情也带了古今矛盾，疫情要靠科学来防，而非玄学来止，在网络上竟有不少迷信的理论阐释与实用手册，令人瞋目。其实中国文明发展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古”要返本开新，“今”要植根本土，这才是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源。质言之，走向“大启蒙”，应为中国人提供一种更为博大的生存智慧，从而熔铸出新型的“情理文明”。直面新的疫情，我们势必要继续遵循科学原则，继续拓展民主意识，但不能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种个体化之路，也不能行“只为集体牺牲个体”那种无私化之道，而要用上中国人“执两用中”的大智慧。中国人在历史艰难前行中形成的乐观主义告诉我们，疫情终将会过去，既然福祸相依，那么转祸为福就靠“情理合一”的智慧。让我们“合情合理”地度过疫情。疫情过后，我们还要继续追求中国人的“美好生活”。四、“情理交融”的本土化文明形态在疫情时代我们共同直面的，乃是一个真理危机、道德危机和审美危机的大时代。所谓“真理危机”，乃是说当今世界不信科学的“迷信”与信仰科学的“坚信”大量并存，迷信者无视数百年来的科技成就及其对我们的生活塑造，坚信者则对于人工智能与生命科技无限崇尚，但是科技对于人的异化却已显露无遗。所谓“审美危机”，乃是指如今的审美水准的严重下滑，所谓“文盲不多美盲多”，就是在言说这一现象。而这真理与审美的双重危机，又都与“道德危机”息息相关，如今“道德底线”屡屡被刷新，这也间接地影响了人们的科学观与艺术观。在中国这个曾经的“礼义之邦”，那就需要一种对传统道德伦理的翻新转化来加以拯救，从而重塑出“美善之国”的华夏文明。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国称呼或者推重德为“美德”。德之为美，或者，德成为美，为何中国人将德视为一种美呢？一般而言，美德对应的英文词为Virtue，其实更接近的乃是希腊语arete(英文译作 excellence，即卓越之意) ，美德乃是一种卓越的道德，但在中国却具有美感抑或美意。先秦时代汉语谈美更多是言说人的道德高尚，“美人”就是指有美德高度之人，此语不仅是男人的专利，而且更是德性的专属。中国人所推崇的德性，就是一种美化的德性。如今，所谓的“德性伦理学”(Virture Ethics) 倒在西方成为了主流，它试图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加以翻新，从而发展了西方伦理学的某个偏向。然而，从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开始，认识善就被认定为“行善”，到柏拉图所崇尚的勇敢、节制、正义与智慧这著名的古希腊“四大德性”，再到亚里士多德追寻一种作为“中道”的德性，德性皆被视为一种理性使然的产物。从古希腊人开始，不仅把激情视为理性要战胜与征服的对象，而且还把情感驱逐于德性的主体部门之外，这就是西方伦理学的理性中心、男性中心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的大传统，尽管从休谟以来的现代伦理不断有道德情感主义的诉求，但是仍不能脱离理性为核心的西方窠臼。中国人的美德，则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也就是把“七情”转变成了“十义”。“喜” “怒”“哀”“惧”“爱”“恶”“欲”，这是儒家通常所讲的“七情”。儒家也讲“六欲”，欲就是“生死耳目口鼻”，生死乃为大欲，耳目口鼻则为欲抒发的孔道。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却没有把“欲”放到“七情”之外，中国人较早就重视欲的疏导而非绝弃。东渐而来的佛教也讲“七情”，却把哀变成忧、恶变成了憎，大致不离于主流传统。但与佛教的“离情”不同，儒家的“七情”往往与“十义”相对而出，《礼记·礼运》规定“父慈”“子孝”“兄良”“弟恭”“父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方为“十义”，那么其中的更重要的转化，就在于这自然的“七情”，如何转化成人化的“十义”？中国人的美德观，既不否定与摒弃人的生理情欲，这是人的动物性的一面，更要塑造与规约出人的礼仪道德，这是人之为人的“人文化成”的另一面，二者在原典儒家那里形成一种交融的关联。从动态的功能角度来看，动物性的情欲转化为人文化的德性，那就是后者使得前者得以理性化、秩序化和规范化，同时在这种内在转化之后，前者又保留在后者之中。所以说，中国人所讲究的美德，无一不与人情相关，父子夫妇兄弟君臣的关联都不离于情，这恰与古希腊德性皆与理性相系迥异。这就是中国思想的“情理结构”对于美德的框定，因为行走中庸之道的中国人，始终在理性与情感之间保持了一种内在平衡。这本自于儒家的“礼乐相济”的远古传统，礼乃是理性化的道德追求，乐则为感性化的情感诉求，这礼与乐的两面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这也就是一种中国人独有的“情礼结构”，因为乐所表达的就是人情。所以在世界上，只有中文当中音乐之“乐”与愉悦之“乐”乃是同一个词，所谓“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随着时代发展，中国人的美德根据历史性的转变而变动，这是由于，美德也好，德性也罢，都是与时俱进的。特别是在一个平权时代，从男女基本关系开始，中国人的伦理关系就得到根本性的转变了。这就需要中国人的美德观，根据现代性的需求做出相应的调整，要厘清中国伦理内部的“活东西”与“死东西”后加以取舍，这才是中华德性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转化性创造”之关键所在。尽管人之“七情”至今未大变，因为人类的情感结构进化相当地缓慢，但是中国人的“十义”却变化相当不少，因为伦理观的变化乃是相对迅速的。如今社会上许多“女德班”就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复古现象，从而形成了一种传统与时代的错位。与西方文明比较，希腊德性的各个伦理原则之间构成一种平等而同质的关联，但是中国原典儒家的美德之间虽不平等但可和谐共处。这就意味着，中国人美德观的现代性转变，并不是完全依靠西式伦理而塑造的，而是发扬自己的长处，诸如和谐共处，规避自身的短处，诸如等级特权。当今中国的道德滑坡，不仅是在于没有德之“性”了，而且也在于丧失德之“美”了，寻回中国的美德，何其难也？！正如李泽厚先生所主张的那样，中国儒学在政治与道德上的主流诉求之一，乃是“和谐高于正义”，正义并不是唯一与最高的政治与道德的内核。如所周知，在当今国际社会，正义几乎构成了欧美政治哲学的主轴，然而，中国哲学和思想却对此形成了一种制衡的力量，同时也构成了一种批判的维度。和谐与正义，孰高孰低，这也是中西文明之间的竞争的焦点所在。西方的“正义论”与中国的“和谐观”到底谁能最终胜出，还要看历史究竟如何发展下去。在现如今的中国传统复兴的潮流之中，令人遗憾的是，儒生们似乎皆在复兴传统的“礼”的一面，而严重忽视了“乐”的另一面，也就是“情”的大维度。当然，礼自身并不是干瘪的规仪，而是理性与感性始终为一的，礼的节奏、韵律和美感，都是乐所赋予的。在“礼乐相济”的悠久传统当中，礼与理相伴，乐与情相系，“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礼的功能是辨异，乐的功能则是统合，二者相辅相成并本位同根，这种华夏智慧至今渊源流转而从未中断过，从而适应匹配于各个时代的中华德性文明。质言之，乐就是和谐，礼则是秩序，这种和谐与秩序的统一，才是中华礼乐文明和人文美德的真谛。礼本身也是含情的，从礼的起源到生发，一定是浸渍人之“情”在其中的。所以在1993年被挖掘出来的“郭店简”当中就出现了“礼作于情”与“礼生于情”这两句箴言，无论是人为的“作”为，还是自然的“生”成，礼都是来自情的，礼与情合而为一。我们现在所要复兴的，恰恰就是这个“情理合一”的中华大文明，其中就包孕了中国人独具的真理观、美德观和审美观，从而达到真善美的合一之境。五、回归“人活着”的关乎命运之哲学这场全球的大疫情，如今看似仍然严重，但这个事儿总有“物极必反”的那一天，我们倒可以让事情向好的方面转化，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走向一种“大启蒙”，进而为全球的启蒙开辟新途。这是由于，来自西方的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偏失，需要以“情理合一”的本土原则加以新的积极应对。这就不仅关乎个人命运，还关乎更大的命运。李泽厚先生早就说过，如果我们之间的对话能出本书的话，那就叫《论命运》。这里的命与运，当然不是个人的“小命”“小运”，而是人类的“大命运”。实际上，这场人类疫情凸显了一个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人活着”！在2021年元月的新书《李泽厚集》(岳麓书社出版) 当中，李泽厚先生又将一段旧文——原本是写于1992年的《迟发的悼念稿(悼冯友兰) 》——加以摘录重新刊发，我觉得可直接命名为《关于“人活着”》，其中开篇就写道:哲学总是从最根本的地方、从所谓“原始现象”谈起，从头谈起。我认为，这个“头”，这个 “根本”或“原始现象”，就是“人活着”这一事实。其他的一切，如“语言”、“上帝”、“纯粹意识”、“客观世界”等等，都是派生的或从属于“人活着”这一事实的。“人活着”便生发出或包含着三大问题: 如何活？为什么活？活得怎样？作为个体的“人活着”，是一种被扔进一个“与他人共在”的世界中的存在（to be with others，within-the-world），但人又总是一个特定生物族类(人类)的一员而存活着，这不是个体所能选择和决定的。这种“人活着”也就是日常生活、生活形式或社会存在（everyday life，form of life，social existence）。可见，“人活着”的第一个含义是“如何活”。所谓“第一个含义”，是指“如何活”比“为什么活”要优先。也就是说，“活”比“活的意义”（what means tobe）、非本真（unauthentic）的存在比本真（authentic）的存在要优先。因为只有“活着”才有“活的意义”的问题。实际上，无论李泽厚先生本人认归何派，他的哲学思想内核也就是——“人活着”。人既然活着，那么，靠什么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着观”，但“如何活”却具有优先性。这就要回归到人类的底限来加以言说。事实上我们这个已进化为人类的族群，仍需要整体地生存下去，这场疫情就是对人类的巨大威胁。这种群体性之“活”，并不是个别的个体所能决定的，它本身就是个不可抗议的“总体事实”，哪怕人类面临小行星撞上地球那种偶然性事件，人类也还是要争取“活下去”的权利，哪怕 “流浪地球”也会如此。六、作为一种“可选择权”的人类生存权面对全球疫情，人类的道路倒可能走出新径，这可以根源于中国人几千年来得以积淀而成的“情理结构”。中国人的通“情”达“理”的生存智慧，在度过疫情期间与疫情之后重建都扮演了核心的角色，这就是我所谓“大启蒙”的合情合理之新道。如所周知，西方“个人主义”在应对疫情时出了严重问题。在隔离期间，民众的抗议活动的核心诉求就是“还我们自由”，但在这个“我们”的背后，隐藏的却是“我”。呼吁的主体，并不是集体性的“我们”，而是要还个体性的“我”以自由，背后的支撑仍是个人主义的。正是从“个人主义”的何去何从这个初步的问题出发，我想到中国人的“情理合一”的生存智慧，是否可以提供一种合适的解决之道? 因为，中国如此应对疫情，并不是把个人自由置于社会和谐发展之上，由此我就层层展开了这本小书的论述。当然，同时作为另一极端的绝对集体主义也是不足可取的。我们要走的是一种既合乎主观的人情又符合客观的理性的道路，我把这个返本开新的路径就称之为“情理文明”。如果对这场疫情以“政治哲学智慧”进行应对，如今欧美抗疫所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倒可以使用返本开新的儒家政治原则来加以解决，这个原则便是“和谐高于正义”。这源自儒家的观念也许是更具普适价值的，而愈演愈烈的“文明冲突”之路恰恰远离了和谐。在疫情期间，应该说，该原则已经得到了不自觉的运用，但西方社会却一直没有意识到和谐的价值。我们看到，弗洛伊德事件作为一起暴力执法致死案件出场之后，欧美民众反对疫情隔离的抗议就已转化为反对种族歧视的抗议，前者的主题是还我“自由”，后者的主题是要求种族“平等”，但是二者其实都是诉诸“正义”而反“和谐”的，如今社会矛盾仍在此起彼伏。当欧美民众反复抗议限制令，他们所要求的，还只是“我(们) 的消极自由”，归属于“我的”的底限自由，那么，要求这种“免于被限”的自由究竟有什么错呢？如果在一般社会情境当中，要求“主体消极自由”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在社会非常时期，却仍要求这种个体化的消极自由的实现，那就面临了尖锐的矛盾: 如果你的个体自由得以实现了，但更多的人却因此感染新冠肺炎病毒，那么你的自由则限制了“他者”的自由。如果更多的人都是如此自由的行动，那么，这些人之外的其他人的自由该如何得到维护？我们大概都知道，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其次才是“发展权”。如果人们的生存权都无法保护了，那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道理显而易见，没有生存，何来发展？！生存权得以成立的前提，那就是每个人的生命保存。首先必须区分出通常与非常的社会时期，哪怕在“非非常”时期，保存个体的生命也都是首要之计。A. J. 米尔恩的“人权哲学”观念认为，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不是作为人类同胞（fellow human beings）进行的，这种情况只是在当保存生命成为首要考虑的非常时刻才会出现。例如，在地震、洪水和饥荒等自然灾害中，在空难、沉船和火灾等事故中，在战争和革命的洗劫之后等。这次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是如此，竟好似那次弥漫北半球“史前大洪水”一样，整个人类几乎都要面临这场疫情。这可能也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全球性独特事件，起码在现代历史展开之后是如此，只有史称为“西班牙大流感”的1918年爆发的全球瘟疫才能与之匹敌，但人类这次已能更自觉地用自身的力量来应对大疫情，大规模的疫苗接种已经全球展开了。有趣的是，中西之间的社会差异又由此得以展现。以我个人而言，我刚刚跟从单位组织接种了两剂疫苗，北京市规定接种的人群年龄段是从18岁到59岁，而美国注射疫苗却是从最老的老人往下推展。李泽厚先生已经在科罗拉多州接受了第一剂接种，但是据他讲，八十多岁的老人还轮不上打呢? 本土策略如此为之，除了疫苗自身的原因之外，有没有中国人惯用的“实用理性”使然呢? 这我还真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政治家罗隆基在界定人权时，就把维持生命作为首要的条件，将人权当作“做人的那些必要的条件。人权是衣，食，住的权利，是身体安全的保障，是个人‘成我至善之我’，享受个人生命上的幸福，因而达到人群完成人群可能的至善，达到最大多数享受最大幸福的目的上的条件”。尽管罗隆基这种对人权的规定，受到了功利主义的甚大影响，从而要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是其所陈列的人权顺序却是无疑义的，“凡对于下例三点有必要的功用的，皆为做人必要的条件，它们都属于人权：(一) 维持生命，(二) 发展个性，培养人格，(三) 达到人权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目的”。从生命到人格再到幸福，前一层总是比后一层更为基础，但罗隆基却已看到，维持生命固然是做人的出发点，但是绝不是做人的唯一目的，但人权首先无疑就是人的生命上的那些必须的条件，亦即“衣，食，住的取得权及身体安全的保障”。实际上，生存权也是一种“可选择权”，但是对其的选择也有正面与负面，前者向道德的高处在走，后者则带来了对道德的破坏，甚至走向“反人类”的极限。那些仁人志士可以为了其他人的生存，从而舍身取义甚至慷慨赴义，这就是一种正面的选择。反过来，如果为了个人私利选择去危害他人的生命，那可就另当别论了。在疫情期间那些不戴口罩抗议的人士，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无意之间威胁了他人的生命。因为，不采取防护措施与不保持安全距离，那就可能使他人处于危险之地。这也是对儒家“民胞原则”之违背，也就是未将他(她)人当作自己的人类同胞，从而破坏了对于“生存权”的维护与尊重。后疫情时代的来临，让人们更向往那更美好的社会状态。然而，“理想社会”其实是并不存在的，但是“社会理想”却必须要有，否则人类也没法活。还应该承认，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的消极影响，必须加以直面，譬如它就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民众的“隐私权”，这亟待在后疫情时代得以积极恢复。历史会证明，短期有效的策略，只是为了短期效果，人类还是应该为了更长久的打算来规划与设计，长期的封闭发展一定会让创造力窒息，社会的活跃度也需要相对自由来加以支撑，后疫情时代终究会变成“过去的事情”。那就让我们继续关注疫情，关怀人情，关心智慧吧！参考文献略编辑 | 左宏瑀审核 | 韩晗、纪曼

本刊是实行双向匿名审稿的专业学术期刊双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2016年创刊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办单位：武汉大学

以道德精神拯救世界，是中国人的宗教

兹将钱穆先生《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精神》的讲演转录于下：

一

我们可以说，近代的西方有三大精神：

一、个人自由主义精神，渊源于希腊，亦可称为希腊精神。

二、团体组织精神，或叫做国家精神，渊源于罗马，亦可称为罗马精神。

三、世界精神，或叫做宗教精神，亦可称为希伯来精神。

此三种精神配合成为今天的西方。英国、美国以宗教精神调和国家组织与个人自由的冲突；苏维埃只有一种国家精神，抹杀了个人自由，并将国家精神升华到带有宗教的色彩。

至于科学则仅是一种方法，一种技能。虽说科学也另有一套寻求真理的精神，但其运用到实际人生方面来，则仍必依随于上述三种精神之某一种或某两种，才能决定其真实的态度与价值，故不得与上述三大精神有平等齐列之地位。

有人问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什么呢？我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应称为“道德的精神”。中国历史乃由道德精神所形成，中国文化亦然。这一种道德精神乃是中国人所内心追求的一种“做人”的理想标准。乃是中国人所向前积极争取蕲向到达的一种“理想人格”。因此中国历史上、社会上、多方面各色各类的人物，都由这种道德精神而形成。换言之，中国文化乃以此种道德精神为中心。中国历史乃依此种道德精神而演进。正因为中国人物都由此种道德精神所陶铸。即如我们上面所讲，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教育的，各项事变乃及各种制度，以及主持此各项事变与创造此各种制度的各类人物，其所以到达此种境界者，完全必以这种道德精神为其最后的解释。因此，我称此种道德精神为“中国的历史精神”。即使没有了此种道德精神，也将不会有此种的历史。

我们所谓的中国道德精神与西方宗教精神不尽同，也与他们的团体精神与个人自由精神不尽合。我们常觉得自己既没有宗教，而在团体组织与个人自由两方面，其表现的精神力量也都不如人。实际这种看法，只是忘记了自己所特有的一套，而把别人的尺度来衡量自己，自然要感到自己的一无是处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既是以这一种道德精神来奠定了最先的基础，今天此一种精神堕落，自将显得一切无办法，都发生了困难。如果我们能再把为自己历史、文化、民族作基础的这一种道德精神“从新唤醒”，我想当前的很多问题，也都可以迎刃而解的。

我所讲的道德精神，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我此刻暂不为此“道德”二字下定义，也暂不为此道德二字定内容，我姑先举出两项重要的道德观念或道德理论来作具体的例子。第一个理论在孔子前，第二个理论在孔子后：

春秋时，鲁国上卿叔孙豹出使晋国，会见晋国上卿范宣子，在正式的使命任务外，谈到了一个哲学上的问题。范宣子问叔孙穆子说如何可以做到人生不朽？”叔孙暂不直答，却反问说：“你如何看法呢？”范答：“我们范家，自尧、舜以来，经夏、商、周三代，直迄现在，相传两千余年，如此的家世，亦可算不朽了吧？”我们只看范宣子这一说法，便可推想，中国人在那时，已不信人死后有灵魂之说，而完全是一种站在现世间的看法。叔孙却告诉他说：“照我看，那只是世禄，不能谓之不朽。人生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这句话，二千多年来，深印在中国人心里，成为一个最高的道德理论和人生信条。信耶稣的人说：“我们是活在上帝的心里。”叔孙穆子的话，我们也可替他透进一层说人要活在别人的心里。”如果别人心里常有你，便是你的人生不朽。如果别人心里没有你，你也就等于没有活。正如儿子心里没有父亲，那末这个父亲等于没有做父亲。

孔子之后，孟子发明了“人性善”的理论。他说，每个人的天性都是向善的，“善”便是道德精神。我想我们可以用孟子的理论，来解释叔孙穆子的“三不朽”说。一个人活在世上，为何要为别人立德、立功、立言呢？这已显然不是一种个人主义了。但纵使别人心里常有了你的德、功、言，这于你究有何关系呢？我们若用孟子的话来回答此问题，正为人的天性是向善的，他情愿如此做，只有如此做了，他自己才感到快乐与满足。而且向善既是人类的天性，你的善，便一定可以得到别人心里的共鸣。你为人立德、立功、立言，别人必然会接受你、了解你，而且追随你、模仿你。我们试问：除却我们的行为，还在哪里去找我们的生命呢？行为存在，便是生命的存在；行为消失了，便是生命没有了。我们只有“向善”的行为，才能把握到人类“天性”之共同趋向，而可以长久地存在。我们也只有这一种生命，决不会白浪费、白牺牲，将会在别人的生命里永远共鸣、永远复活。身体不是我们的生命，身体只是拿来表现我们生命的一项工具。“身体”仅是一件东西，“生命”则是一些行为，行为一定要有目的，有对象。我们凭藉了身体这项工具，来表现行为，完成我们的生命。

譬如我现在在此讲演，这是我的行为，也即是我的生命。行为必然由此向彼，有一到达点。此到达点，即是所谓“目的”与“对象”。若果讲演没有人听，便等于没有讲，等于没有这行为，亦即等于没有了这一段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超出此生命所凭藉之工具身体，而到达另一心灵的世界。如讲话则必求达到听的人心里。身体则只是一工具，只限制在物的世界里。衣与食则仅是维持工具的一种手段，只是一种生活手段，却不能说衣食即是生命。衣与食的对象，限制在自己的身体上。身体坏了，一百年八十年的谋求衣食，吃辛吃苦，全浪费，全牺牲了。所以为自己身体谋求衣食，这决无所谓道德精神。除非是以衣食为手段，而別有生命的期图，这才说得上有道德的意味。

但如孟子说，人性既是共同向善的，社会上为什么还有很多罪恶呢？据孟子意见，罪恶的

我们可以代表孟子来回答荀子这一个质问。人类在最先，本无学校和教育的，怎样会产生学校和教育的呢？人类最先，也本无政府和法律的，又怎样能产生有政府和法律的呢？人类从“无”教育变成“有”教育，从“无”政府“无”法律产生“有”政府、“有”法律。这即证明人性之“向善”。荀子说：教育和法律，都由圣人而产生的。但圣人也是人，人类中有圣人出现，便可证人性之向善。

根据上述，我将再一提掇，中国人传统的两个很重要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理论：

一、人无论对自己，对别人，都该信仰人的天性总是向善的。

二、人生不朽，只有在现实世界里不朽，没有超越了人世间的另一种不朽。换言之，人类只有凭藉此肉体所表现的生命，而没有在肉体生命之外的另一种的灵魂生命。人类只有在此现实世界里的一切行为和道德精神，才是他真实的生命。

西方人认为肉体和灵魂是两种不同的生命，存在于两个世界里；而且又认为人类的天性，根本是罪恶。这两点，恰和中国人观念正相反。

我此下再将根据上述两点，来解释中国的道德精神。

二

今天共产主义最重要理论之一，便是要推翻“唯心论”，来建立他们的“唯物论”。“唯心论”是西方哲学思想中一派别，它的产生，在求弥补宗教上信仰之摇动与缺陷。自从哥伯尼的天文学，达尔文的生物学，连接着近代种种新科学的发现，把宗教传说里上帝创世的旧信心动摇了。但在西方世界里没有了上帝，全部人生将没有一归宿，于是乃有近代“唯心”哲学之产生。他们大多认为世间一切现象之形成与主宰者是人的“心”。进一步，则认为此宇宙之最先创始，亦是先有了心，然后再有物。马克思则不认此说，以为这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玄想。换言之，则是一种不合科学的空论。世界最先只是物质的，并无一个先于物而存在的心，所以说“存在先于意识”。马克思实是站在一种唯物哲学的立场而来提出他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的。马克思不信有上帝创世，也不说有另一种先于物或外于物的心或精神之存在。所以他自己说，他的历史观，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

至于十九世纪西方其他的科学家，亦大都抱有唯物的观念，他们大体也都抱一种反宗教的无神的主张。直到近三十年来，西方物理学家又发现了新的希望。他们研究物质，分析物质，到最后发现了原子能，他们对物质经过了长时期的严密考查之后，终于感到是没有物质那样东西之存在。于是又回头来想重新创造一种新神学，认为这个世界在其最后的本质上，或是最先创始的过程上，还是有一个非物质的神之存在。最近西方有很多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依然不断努力在研究此一问题之可能的进展。所以在他们的思想界，旧的唯心论，所谓上帝创造人类之旧迷信，已为科学所动摇。而新的唯心论，今天的科学界，还正在想创造。这是西方思想上一个大问题。

可是我们站在中国立场来讲，则问题并不在此。纵使新的宇宙原始的心发现了，这还是宇宙之心，并非我们所要讲的“人之心”，二者之间还是相去十万八千里。我所指出的中国历史上的所谓道德精神，则并不要讨论世界究从何处来？世界一切物质的最后本质是什么？这些全属宇宙问题，而非人生问题。道德精神则在人生问题中出现。它单要研究如何拿我们人类自己的心，来拯救我们的世界和人类的一切灾难，而努力领导此整个人世界得以不断的上进。

因此中国的“人性论”，根本和西方哲学上的“唯心”“唯物”之争辩无关。中国人只信仰或主张，人之生性都可以向善的路上跑。证据何在呢？能近取譬，只在人之心。人心最大要求是“爱”和“敬”，实际上二即是一，爱的中间包有敬，敬的中间包有爱。人生的最高满足，并不是锦衣玉食底一切物质享受，而在享受到人心之爱与敬。此又包括着两面，一是人爱我，人敬我。又一是我爱人，我敬人。应知此二者是同样能使我们感到最高快乐和满足的。这不是科学问题，也不是哲学问题，仅是人的生活上一种实际经验，人人皆知，毫不用得辩论。

任何一人从小到老，只有这“爱”与“敬”的心地，无论是你对人，或是人对你，只此最易使你感到满足。为何呢？正为爱与敬是一种人心的表现，这一种表现，不论是人对己或己对人，境界总是一样，总是使你亲自跑进这爱与敬的圈子，而感到一种“实获吾心”的无上快乐与满足。但我们要获得人家对我之爱敬，这好像不容易。若我们自己肯发心去爱人敬人，则其权操在我，并不困难。人爱我，固使我进入爱的境界，感到爱的享受。其实我爱人，何尝不是使我进入了爱的境界，感到了爱的享受呢？所得到的都是在同一境界中，都是人生最高的愉快，无上的满足。

我们此刻可不必接受耶稣教上帝创世的理论，但同样可以来体认耶稣钉死在十字架时的内心境界，确为耶稣生命上一种至高无上的满足。因为在那时，他的心已深入了“爱”的境界，获得了最高的享受。无论如何，他是在博爱人类而牺牲了自己。耶稣这一段生命，这一刹那时的生命，便可以“永世不朽”。所以耶教传说认为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之后，忽然又复活了。这一复活，照中国观点看，是耶稣精神永远存留在世界上，复活在别人的心里。耶稣精神就是上述的那种爱的精神，也就是中国人观念中的“道德”精神。耶稣的信仰，人生根本是罪恶，人类的祖先犯了罪，才始堕落到人间，耶稣代表着上帝意旨降生到世间来传道，他对人类一切的爱，莫非是上帝的意志。这些意见，在不信耶稣的人，可以不接受。但耶稣那一段真实人生，尤其是他最后十字架上的一段生命，却十足象征了中国观念中所谓道德精神之表现。所以在道德精神里，可以欣赏到宗教精神，也可以包容有宗教精神。

人生问题里，人人都感到急要解决的，却是一个“人死”问题。因为死了，一切人生都完了。宗教里的上帝和天堂既不可恃，只有中国观念，认为人生仍可以“不朽”，可以永活在别人的心里。这不需宗教信仰来支撑，而近代科学的新发现，也并不能把这一观念推翻了。这是中国道德精神价值的高卓精深处。

三

以上述说了两个论点，“不朽论”和“性善论”，此两论题互相配合，才能发挥出中国道德精神之最高的涵义，这实在是中国思想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我们必从此两理论出发，乃能把握到中国道德精神最深沉的渊泉。道德并非由外面给我们束缚，而是人类自己的内心要求。我们的天性，自要向那里发展，这是人类的最高自由。

孔子、孟子均教人孝，这不是孔孟存心要把“孝”的道德来束缚人，孝亦只是人心一种自然的要求。父母感受到儿子的孝，固是一种快乐；儿子发心孝父母，在儿子本身，同样是一种快乐。惟其如此，所以欲罢不能。父母生前要孝他，死后依然要孝他。葬祭之礼，并不站在人死有鬼的信仰上，亦非由风俗强制人，这还是人类“孝心”一种自然的要求，自然的趋向。古代人死了，并不懂得有葬礼，只把死尸扔弃野外即完了。有一天，偶有一人跑到郊外，忽然看见野狗在咬死尸的骨骼，蝇蚋在咕吸死尸的血，仔细一看，这尸却正是他的父母，这人不禁额上泚出了几滴汗。这几滴汗，并不是怕人家骂他不孝或是不道德，那时根本也还不懂有孝和道德呀！这几滴汗，正是证实了人类内心有此“向善”之天性。整个人类文化，便从这几滴汗中产生。他才立刻回家，取了一把锄头，再来死尸处，挖开土，把尸埋了，这即是古代葬礼的开始。决不是凭空来一个圣人，无端定下葬礼，来对他说服。也不是忽地来一个专制皇帝，定下一条法律，来加以限制。

即此一例，可证若非人类“天性”，决不会结出种种文化的美果。只要看人类社会上有善，便知是人类天性中有善；只要见人类文化中有爱，便知是人类天性中有爱。我们既喜欢此“善”与“爱”，便该把此善与爱尽量发展。这在西方是宗教。他们说：“上帝要我们善与爱，我们故该善与爱。”中国人却说：“你不是喜欢善与爱吗？我尽量教你善与爱。而且我自己也喜欢善与爱，我情愿对你善与爱，我不在求得你任何报酬，纵使对我有绝大牺牲也情愿。”这不就是一种宗教精神吗？故我说：中国文化中虽不创生宗教，却有一种最高的宗教精神。我无以名之，姑名之曰“人文教”，这是人类信仰人类自己天性的宗教。

人类的自然生命，只有几十年，最多百年上下，死了便完了。在这种人文宗教的精神之下，人类可从几十年的“自然生命”，转进为绵历千万年的“历史生命”，和“文化生命”。这几十年的自然生命，仅如一只船，或是一座桥，用来渡过这条汹涌河流而进入不朽的生命。所以我们在此短短几十年的自然生命中，应该好好利用，使它达到这“渡”的功能。不朽的生命，不单是大圣大贤可以获得，人人都可得。孟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最高的人生，谁都可得。人性最高的表现，无非在“爱”和“敬”。人心最高的要求，也无非是爱和敬。爱和敬是人人心中所有，也是人人心中所能。我们要达到这人生的最高理想和最高境界，只须从自己心上表现。

人类社会，常有两种行为相对立：一为自动性的“感”，一为被动性的“应”，人生要常能自动地感，不要尽是被动的应。小孩子打架，说他先骂了我，我才骂他；他先打我，我再打他，好像这是理该的。如此引伸，他今天偷了你东西，难道你也该偷他东西吗？如此做人，一切权都操在别人手里。要你骂人，要你做贼，都可以。可见人生真理，不能说人家怎样做，我便怎样“应”，必须自己开始发心去“感”。譬如你发心孝父母，父母却对你冷淡，你就觉得我已尽心尽力去孝，父母对我不欢，以后也莫怪我，我也只得不孝了。可见你的孝与不孝，你的人格，其权不在你，而操在你的父母。你做了不孝之子，你再想诿过于父母，其实是你丢弃了自己的人格。父母是父母的事，你是你的事。这正如射箭，一箭射去不中，是你射的技术差了呢？还是箭垛安放得不合你所射的去处呢？很多人都怪对面不好，却不自己反省，这是我做得不够，不到家。这决不是道德精神。

我们该有勇气做一个主动的“感”的人。君子以自强不息，国家乱，我们还得忠，要使它不乱。不能说我已经努力了，可是国家仍乱，那只有待换一个国家再忠吧！道德在我身上，在我心里，不能说道德在环境中。我们需凭道德精神来创造环境，不该由环境来排布生命，决定人格。道德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人格。这是人生真性情的流露，它有一个最高意志的要求，再加上方法技巧，便可以完成最高的理想。

再进一步言，完成不完成是另外一件事，只你在这样做，这便是你的生命你的人格了。我爱你，我敬你，你如何反应，这是另外一件事。耶稣纵上了十字架，耶稣还是敬天爱人。人生必该有一要求，没了要求，就没了人生。要求即是我们的生命，人类的最高要求在爱和敬。你说你要满屋的黄金，其实你还是在要求爱与敬。你只误会了黄金便可以获得爱与敬。你自不知道，爱与敬才是你的真要求，才是你的真生命。但这并非甚深妙理，大家可以自己了解，不烦详细讲。

今天我们似乎太重视了物质方面的一切，认为知识即系权力，认为知识与权力胜过了一切，其实知识只是生命使用的工具，权力也是生命使用的工具。为了要求生命满足，才使用知识和权力。生命所使用的，都只是外物，不是生命之本身。生命不能拿知识权力来衡量，只有人的行为和品格，道德精神，才是真生命。好在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即是我，我即是人。就生命言，实是融成一片的。所以有人误会了，还是有人不误会。有人放弃了，还是有人不放弃。这一种道德精神，永远会在人生界发扬光采。而中国人则明白提倡此一道德精神而确然成为中国的历史精神了，这是中国历史精神之最可宝贵处。

四

我今天想特举两个中国近代的圣人来证实我上文之所讲。

一是一百年前山东的武训，武训只是一乞丐，自己感到没受过教育，总希望别人家小孩子们都能受教育，不惜把行乞所得，节约复节约，积累复积累，倾其毕生行乞所得来捐办学校，并跪请当地有名的先生来为他学校教书。这种行为，便是一种道德精神的表现，便是中国的历史精神在武训身上之表现。

我这次到台湾，又新知道了中国近代第二位圣人，两百年前的吴凤。吴凤是台湾嘉义人，他原籍福建，跟随父亲来台，在阿里山高山族里做买卖，贸易度生。当吴凤二十余岁时，便做了高山族的通事，代表政府管理高山族。高山族人受他人格感染，都很敬爱他。高山族向例每年要杀一个人，环绕着人头来跳舞祭神。吴凤劝他们不要再杀人，高山族人说：“你吴凤是好人，你的话我们都肯听，但这件事却不能听。此乃我们祖先所遗，每年必须杀一个人，环绕着这人头跳舞祭神，否则一族都会要遭殃。”吴凤说：“你们去年与人家大械斗，杀了几十人，你们尽可拿那些被杀的头颅保留，逐年用一个上祭，不好吗？”高山族人听了他的话，大概过了三四十年，保存的死人头都用完了，又向吴凤说：“我们今年只得开始杀人了。”吴凤那时也已七十上下的年纪了，他说：“你们停了几十年不杀人，不是很好吗？我盼你们永远停止杀人祭神吧。”劝讲再三，终于无效。吴凤说：“你们定要杀人，我没法劝阻，但也不可乱杀，让我今年送一个人给你们，你们在某一天去某地看见有人头上披红巾的，你们杀他吧！”高山族答应了。吴凤回家安排后事，并嘱咐家人对高山族必须循循善诱，不该凭势欺负他们，也万不可报仇寻冤。那天到了，吴凤自己头上披了红巾，走到他所指定的那条路上去，高山族就用箭把来人射死，前往戮首，一看却是几十年来崇敬爱护的吴凤。于是才明白他因一再劝说无效，不得已亲以身殉。从此高山族人为所感动，也永不杀人了。自此以后，高山族与平地人相处融洽，双方皆崇奉吴凤为当地神圣，立庙敬事。即在日治时代，日本人也屡次为他建新庙宇，重立碑文，对吴凤道德人格一样推崇备至。

吴凤仅是一小小通译。杀人是高山族自古相传的风俗，吴凤既已再三劝说无效，已属尽心尽力，傥不身殉，亦并非吴凤之不道德，并无损于吴凤平日之人格，而吴凤却这样做，这全是吴凤的道德精神发自内心，并不在顾忌社会旁人批评，也并不想死后有何报酬。吴凤的内心希望，只盼感化到高山族从此不杀人，吴凤内心也享受到他一种高度的满足了。这不正像耶稣的十字架精神吗？耶稣复活了，吴凤一样复活了。耶稣永生了，吴凤也一样永生了。只要此地仍有人类，有文化，吴凤的生命，是始终活着不朽的。何以故？以人类同有像吴凤般的善心故。

上述的武训与吴凤，都不是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何以有如此伟大的道德精神之表现？这不十足证明我上述中国观念人性善的理论吗？武训终身是一乞丐，吴凤终身是一高山族的通事，并没有其他了不得，何以今天讲到此两人，大家依然会肃然起敬，油然生爱，好像武训、吴凤立在我们面前，钻入我们心里的呢？这不十足证明我上述中国观念不朽的理论吗？中国这两百年来，是天地闭贤人隐的衰乱之世，何以在穷乡僻壤，忽然降生此两大圣人，这不十足证明我上述中国历史是一部道德精神的历史的理论吗？

今天我们因为环境关系，教育关系，以及其他种种的关系，大家感到生活不舒适，不痛快。但我想，我们终有一天可以过得极舒服极痛快，那就是发扬我们历史相传道德精神的时候。诸位试想！吴凤那天，披了红巾，走去他指定的路上，那时吴凤心里，我想是他一生生命中最痛快最高潮的时候吧！一个人在其遭遇生命之最痛苦最没有办法的时候，往往自杀了之，这也是他认为最痛快的。由其智识不够，遂出此下策。他不懂得只要我们一旦道德精神发扬，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什么闲难艰险都可以感到舒适与痛快。

我常听中国人在说甘地是近代东方的圣人，这不错。其实武训、吴凤，何尝不是近代东方圣人呢？或谓武训、吴凤所干事业，远不如甘地，不能相提并论。这又错了，圣人不从事业论。事业要看机会，哪能每个人都有机会成大事业的呢？哪能每个人都著书立说成大学者的呢？所以中国观念中之立德、立功、立言，“德”为首，“功”“言”次之。陆象山先生曾说：“我虽不识一个字，也要堂堂地做一个人。”怎样才是堂堂地一个人呢？吴凤、武训才算是堂堂地一个人，但他们识字多少呢？我今天说他们是圣人，他们实在当之无愧的。将来的历史上一定要把武训、吴凤大书而特书的。

现在我们再讲一个历史人物，而为今天的中国人所大家知道，而且也奉之为神圣的。不仅中国大陆如此，我最近来台湾，也是如此。我从前去安南，也是如此。这是什么人呢？我所要讲的，是三国时代的关羽。关羽为什么遭受中国人如此般地崇拜呢？正因为关羽有他的道德精神。关羽跟从刘备，当时刘备不过是一个光棍军人，无地盘，无军队。同时的曹操则声势浩大，却又爱才如命。关羽是当时能文能武了不起的人物，曹操得到关羽，爱之殊深，锡以高爵，优礼备至。但关羽仍旧不忘情于刘备。曹操知道了，派关羽好友张辽去看他，探其意向。关羽说：“曹公待我厚，我岂不知？但刘备是我患难弟兄，我何能弃之。”辽又问他什么时候才走呢？他说：“我必有以报曹公，等我有机会报答了他就走。”张辽据实转告曹操，操叹曰：“是义士也，人各为其主，我不能强。”其后关羽杀了袁绍大将颜良，曹操忆及张辽之言，心知关羽要走，更加厚赐，但关羽封金挂印而去。曹操手下人说关羽无理，请派兵追拿，曹操止之不听。关羽后来为东吴吕蒙所杀，事业未成，而且失败了，但无损其道德精神之长存千古。中国一般老百姓，崇拜关公，直到今天。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如我所称，合于道德精神的人物，合于道德精神的故事，举不胜举，讲不胜讲。所以我说，中国的历史文化精神，是一种道德的精神。

五

人总有一死，在此短短数十年间，总盼有能感到痛快舒服的一段。这决不是知识，也不是权力，又不是经济，又不是环境，而是将我内心中所蕴蓄的最高要求，能发挥出来，而成为道德精神的，这决然是人生中最舒服最痛快的一段。道德精神是无条件的，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发挥。因为，我们只有讲道德，才能使每个人发挥其最大的力量，尽其最大的责任，而享受到生命之最高快乐与满足。

救世界、救国家，不是几个人干的事，要大家干。如何能使大家来干呢？就要发扬道德精神。因为只有道德精神，是人人所具有，而又是人人所喜欢的。只要能道德精神发挥，一方面便完成了大家最大的责任，同时也满足了大家最高的要求。

中国民族经过千辛万苦，绵历四五千年的历史生命，直到现在，始终存在着，就是依靠这一种道德精神。世界上任何一民族，没有能像中国这样大，这样久，这因中国往往在最艰苦的时候，能发挥出它的道德精神来，挽救危机，这应即是我们的宗教。中国以往文化精神正在此，以后的光明前途也在此。

完了，谢谢诸位，风雨无阻，不厌不倦地，在公务百忙中，抽出这夜间唯一可供休息的宝贵光阴，来继续不断地听完我这七次的演讲。

中国人拯救世界遭批！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人更能拯救世界

一部“流浪的小破球”，让欧美影评人憋不住了，纷纷开启“批评模式”，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能够拯救地球的只能是欧美白人，尤其最应该的是自诩上帝之子的美国人，而中国人拍摄中国人拯救地球的影视就是“民族主义”。

欧美影评人的傲慢与偏见，这个话题一言难尽，我们暂且不谈，但中国历史文化告诉我们，相比于欧美国家，中国人更能拯救世界，甚至可以说只有中国才能拯救世界，比如以下两段历史对比。

大禹治水与诺亚方舟，背后思想值得深思

中西方历史上都曾遭遇史无前例的大洪水，中国采取的是大禹治水，西方采取的是诺亚方舟，两者思维模式完全不同。

对比这两个传说，不难看到背后是“神本论”和“人本论”的根本差异。在面对灾难时，西方认为“神”主导一切，不是去主动抗争，而是逃避，以及祈求“神”的帮助；中国的大禹治水中，凡人就是绝对的主导力量，不是选择逃避，而是主动抗争、主动治理水灾，自己拯救自己，且最终拯救了自己。

与这两个传说类似的是钻木取火与普罗米修斯盗火，中国是燧人氏钻木取火，依靠凡人的力量自力更生的得到了火，西方却是“神”普罗米修斯盗火，依靠神的帮助凡人才得到了火。这两个传说，更侧重于能否自力更生。

除了大禹治水，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夸父逐日、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等，无不反映出“抗争”精神，不畏强权的精神，最终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或许这也是为何农民起义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与之相反，西方文化中却鲜有这种思想，往往都是遵循“神”的指令行事，凡人只是“神”的仆从。

如果地球未来遭遇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按照诺亚方舟的思想，大抵只能坐等“神”的帮助，而按照大禹治水的思想，必然是想方设法的“抗争”，自力更生，带领世人博取一线生机。其实，在过去三年内，中西方对于疫情的处理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非常类似大禹治水与诺亚方舟的精神。

郑和七下西洋时，为何没有殖民扩张？

14世纪初，郑和率领的舰队，用西方网友的话来说，就是“一支能在世界上任何地点登陆的特混舰队”，远非后来欧洲殖民扩张时的舰船可比，完全可以灭掉沿途无数国家，进而实现殖民扩张，但郑和下西洋却是一次“和平之旅”。那么，为何明朝没有殖民扩张，而西方却殖民扩张了？

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之一与彼此核心哲学有关。中国哲学强调对立统一，西方强调对立无视统一。欧洲斯洛伐克一位叫“黑山”的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偏爱宣扬“对立面的斗争”，以反对者姿态消灭另一方，却忽视了和谐统一，即有“对立”却无“统一”，而中国却强调对立统一。

面对某个异族时，西方强调彼此对立，不认为彼此能够和平共处的“统一”，于是就要想方设法的消灭对方，直至今天西方仍是这么做的，比如西方热衷宣传“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正因如此，黑山认为“这可能会成为未来人类社会巨大悲剧的原因之一。”

中国承认彼此对立，但却又承认彼此可以和平共处，于是郑和包容沿途遇到的诸多异族。其实，历史上中国鲜有主动入侵异族，哪怕异族实力弱小，原因之一就是中华文明具有包容性，能够容忍其他文明的存在。

从中西方哲学上看，中国完全可以包容其他文明，西方却一直强调对立，极其可能挑起大规模战争，且不能或不愿包容其他文明，两者谁更能拯救世界？

因此，无论从大禹治水的抗争精神，钻木取火的自力更生精神，还是从文化上的包容性来看，一旦遇到极端问题，中华文明都比西方文明更能拯救世界。

能拯救中国足球的，绝对不是“资本”和“职业联赛”

当一切光鲜的表面散尽，留下的仍然是本质的躯壳。这就是金元足球褪去之后现实的中国足球大环境。

我们曾经沉浸在90年代甲A大连三连冠的喜悦中，也曾热血澎湃的感受到13年恒大夺得亚冠时足球的魅力。这些真实的过去恰恰隐藏着很多不真实。

资本是逐利的，当足球圈充斥着钞票的味道，那足球一定会随波逐流的变的不再纯粹。

武汉队怒怼足协、8冠王无奈降级

前两天中超武汉队三镇对争冠关键比赛中的一个判罚提出公开质疑，公开发文怒刚足协。

内容大概是：“球队本着公平公正的初衷全力对待每一场比赛，但武汉三镇没有背景，足协不希望武汉队夺得中超冠军，所以在争冠之路上用一些看似聪明的小计俩给武汉队穿小鞋，武汉队这次有足够的觉悟直接公开跟足协摆擂，自己已经签了生死状站上擂台了，就看足协有没有这个胆子站上来应战”。

另一方面，曾经站上亚洲之巅连续多年在中超王座之上的广州恒大提前降级，这个结果令人唏嘘不已。场场爆满的广州天体，球迷齐喊“广州未赢够”的红色海洋，注定成为了一段美好的记忆。从联赛宠儿到降级中甲，恒大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

职业联赛本末倒置

金元足球提高了中超的关注度，提高了球员和教练的薪水，国字号拿着超千万的年薪，里皮年薪2300万欧，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却映射着中超和国家队的外强中干。

职业联赛绝对不是中国足球的“救星”，发展职业联赛的顺序应该是首先提高国民的足球热情，有庞大的群众基础和一定市场之后，才能谈及如何将职业联赛办好这个话题。

资本只会害了中国足球

任何的资本都是为逐利而存在的，五大联赛亦是如此，但中超这个运营水平和关注度，资本的注入只会让泡沫变的有增无减，被资本洗礼过的职业联赛和国家队变的不再纯粹，当资本撤走之时，球员和从业人员早已经忘了足球的本质，而是集体向钱看。

不要为理想而踢球

人们的理想大多数遥不可及，甚至说是多数人给自己定了一个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海市蜃楼，没有人从开始踢球就是为了理想，即便是C罗和梅西这种世界级的球星，他们开始的时候也仅仅是因为喜欢踢球。

所以足协更不应该总是开空头支票说一些诸如，今年我们完成了多少目标，明年我们要把多少小球员送到西班牙学习等等。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表面功夫。

中国足球正确的发展路线

现在的足球太利益化，中国足球如果想要得到长足的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路和想法。

人口基数庞大是中国的优势，首先要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和学校里感受到足球的快乐。让孩子们在奔跑和嬉戏中切身感受到足球的魅力从而喜欢足球享受足球，家长老师甚至全社会都应该给孩子们营造这种正确的足球环境和理念。

足球可以伴随孩子健康成长，可以是一种健康的教育方式，也可以为我们更好的培育下一代，忘掉那些名与利，让孩子们以最简单的方式参与到足球中，当我们全社会共同的有了这种共同认知和默契，也许这个时候才能够好好坐下来，聊一聊中国足球的未来。

中国正成资本主义拯救者，像苏联解体后成共产主义拯救者一样

苏联为何会解体？苏式共产主义为何会崩溃？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后来他们背离了共产主义的基本精神。共产主义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就是反对工业化中的不公平，让其惠及人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的共产主义却走向了反面。

他们的官僚集团形成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也是庞大国有资产的实际控制者，这样国有资产就不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仅仅为官僚集团服务。于是公有制反而成为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失去了民心。

也就是说，苏联在后期已经出现了实质上的私有化，被官僚集团私有化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通过休克疗法所进行的私有化，只不过是改变了私有化的形式，同时也是将暗中进行的私有化公开化了。

所以，现在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一点都不觉得惋惜和遗憾，他们对苏联是痛恨的。真正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的，是中国人。

苏联解体后，中国也就成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孤勇者，实际上也成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拯救者。没有中国，它们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

尽管中国是苏联的学生，但是，中国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驾驭能力却是远远高于苏联的。根源就在于，中国拥有古老的、根深蒂固的义理文化，而苏联没有。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感兴趣，根源就在于，它们与自身的义理文化相合。当中国引入共产主义后，也将义理文化赋予其中。

用企业界的流行词汇，中国实际上从苏联所引入的共产主义进行了一个“赋能”，为共产主义提供了义理支撑，将共产主义义理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内涵。

基于义理文化，中国本能地、发自内心地认为共产主义是个好东西，远比资本主义好。这是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出的深层文化根源。国共之争，并非单纯的利益之争、党派之争，还是路线之争、文化之争、中西之争。

尽管中国的共产主义建设之路也出现诸多问题，但是，中国从未出现苏联式系统腐败的官僚集团，未出现实质性的对国有资产的官僚式私有化。

中国的官员比苏联的官员优秀得多，他们一直都在为国为民着想。这都得益于义理文化。中国的官员都是义理式官员，讲的是“君子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

也就是说，从具体操作层面而言，中国比苏联优越的地方，就在于，中国拥有一个更称职、更伟大的官员系统。这也是马克思本人所忽略的一个问题，他只想到公有制可以限制资本而保护人民，却未想过庞大的国有资产该由什么样的官员系统来管理。

苏联败就败在他们无法提供称职的管理国有资产的官员系统。美西方痛恨共产主义的根源，也是在于他们认为绝无可能存在能够真正有效管理国有资产的官员系统、政府系统。相比苏联，他们甚至拒绝尝试，而将共产主义视作洪水猛兽。

也就是说，美西方在官员系统上的缺陷比苏联更严重。

很流行的看法是，将中国优秀的官员系统归功于毛泽东思想，从操作层面的确如此。但是从更深层看，毛泽东思想的基石则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义理文化，是对义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苏联和中国之间、印度和中国之间，绝非仅仅差了一个毛泽东，而是差了一个历史悠久的义理文化。

义理文化不仅强调公平正义，更强调真正的理性，反对任何的迷信。正如孔子所言：“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主张打破一切桎梏和教条，保持思考、思想的绝对独立，坚持绝对的实事求是。

所以中国不存在制度迷信，而只会将制度当工具。这也是中国曾经高于苏联的地方，也是现在高于美国的地方。

由于缺失义理文化，苏联和美国在思维上都存在迷信性和教条性，都存在制度迷信和制度崇拜。苏联迷信共产主义，将共产主义教条化，而美国则迷信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教条化。

因此，当共产主义的建设出现问题时，中国并不是象苏联一样痛恨和抛弃之，而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于是，中国就进入改革开放时代。

所谓的改革开放，就其实质而言，就是通过积极学习和引入美国式资本主义中的优秀因素，来弥补自身共产主义中的不足。用官方的表述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尽管与共产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存在固有缺陷，对此马克思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但是，资本主义的理念中还是存在一些优秀的品质和因素的。譬如：自由贸易、自由竞争、鼓励创新、保护个人产权、契约精神、倡导信用等等。改革开放的中国，就是努力从美西方学习这些制度和精神。

这样中国就成为当今世界一个例外而独特的国家，既能够真正地学习和引入共产主义，又能够真正地学习和引入资本主义中的优秀因素。导致中国既同时吸收苏联共产主义的和美国资本主义的精华，又同时规避了这两者的糟粕。

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在不觉间建成了世界最优秀的制度模式，没有之一，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

而随着中国对美国学习的深入，又面临了向苏联学习时的同样问题。苏联时是苏修问题，就是修正主义，严重背离共产主义精神。现在美国则出现了严重的“美修”问题，也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严重背离。

正如后期的苏联成为一个实质上反共产主义的国家，现在的美国也已经沦为一个实质上反资本主义的国家。

以上所列举的资本主义的优秀因素，已经全部被美国所抛弃，什么自由贸易、自由竞争，什么鼓励创新、契约精神，什么保护私人产权、言论自由、信用，统统地不要，统统地弃之如敝屣，扔之如厕纸。

在中美贸易战中、在遏制中国中、在制俄罗斯中，美国将这一切表现得淋漓尽致，资本主义的优秀精神在美西方已死，这意味着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启动的崩溃按钮，苏联共产主义式的大崩溃已经在美国揭幕。

正如苏联崩溃后，共产主义的真精神在中国得以保留和存活，在美国即将崩溃之际，资本主义的真精神也是只有中国存在。

一张反差极大的图片可以形象地说明这一点。美国的国会议员美象审贼一样，野蛮而愚蠢地审问美国抖音的CEO周受资，而抖音则是当今世界最卓越的社交媒体企业。而美国苹果公司的总裁库克，在中国则依然被热情而友好地接待。

这张鲜明对比的图片背后，则是全球资金从美西方向中国的大规模搬迁，其中沙特对中国的投资已经超过1000亿人民币。

苏联式修正主义的主体是他们不称职的官员系统，而美国式修正主义的主体，则是一些贪婪、自私、愚昧的资本家们。

美国对资本主义优秀精神的背离，还体现在他们的货币政策上。次债危机后，美联储被资本集团所裹挟，在进行货币政策决策时，只考虑某些资本集团的利益，而背离整个资本主义体现的利益，更是背离美国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将“量化宽松”常态化，不停地大肆印钱，在导致美国债务急剧膨胀的同时，还引发历史级的通货膨胀。

同样是为维护某些资本集团的利益，美联储又反手急剧加息，引发银行业危机，又一次的金融危机正在已经箭在弦上。但是，这一次对美国而言不仅是一次金融危机，更是整体信用体系彻底崩溃。

苏联解体后，中国成共产主义的拯救者，使得共产主义真精神得以在中国保存。在美国信用崩坍，即将崩溃之际，中国又正在成为资本主义的拯救者，使得资本主义中的优秀因素得以在中国继续存在。

这样，中国就成为当今世界制度上的集大成者。

象苏联并不能真正理解和驾驭共产主义一样，美国也不能真正理解和驾驭资本主义，其共同根源都是缺失中国式的义理文化。而义理文化的存在，则可以让中国既能够真正驾驭共产主义，又能够驾驭资本主义，能够将两者融为一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终炼成中国式现代化。

以义理为体，以共产-资本为用的，“中体西用”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人类最合理、最理想的工业化、现代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