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汀在哪里属于哪个省(长汀哪里好玩)
近期不少网友都在问：长汀在哪里属于哪个省(长汀哪里好玩)，小编也是查阅很多资料，整理了一些相关方面的答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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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汀在哪里属于哪个省(长汀哪里好玩) 文章目录：
“客家首府”福建长汀：千年古城夜色美
图为10月27日晚，千年古城福建长汀汀江两岸群灯璀璨，流光溢彩。 张斌 摄
图为10月27日晚，千年古城福建长汀汀江两岸群灯璀璨，流光溢彩。 张斌 摄
图为10月27日晚，福建省长汀县汀江两岸绚丽多姿的灯光影印在古城墙上。 张斌 摄
图为10月27日晚，千年古城福建长汀汀江两岸群灯璀璨，流光溢彩。 张斌 摄
图为10月27日晚，千年古城福建长汀汀江两岸群灯璀璨，流光溢彩。 张斌 摄
图为10月27日晚，市民和游客在福建省长汀县汀州古城游玩。 张斌 摄
图为10月27日晚，市民和游客在福建省长汀县汀州古城游玩。 张斌 摄
图为10月27日晚，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福建长汀店头街，古色古香的牌楼和老店铺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游玩。 张斌 摄
10月27日晚，福建省长汀县汀江两岸绚丽多姿的灯光影印在古城墙和汀江上。“客家首府”福建长汀是古代汀州府所在地，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长汀县按照古迹保护、风貌保存、古韵留存原则，保持历史街区和古建筑的风貌，让千年古城焕发新活力。
龙岩长汀｜红山的前世今生｜两省四县八乡交界｜长汀平均海拔最高
#头条创作挑战赛#
红山的前世今生 涂明谦
红山，长汀县最西的乡镇，也是最边陲的乡镇。
红山，长汀县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山乡，92%的覆盖率。
红山，两省四县八乡交界之处。
红山，长汀县平均海拔最高的乡镇，平均海拔745米。
红山，是如何奇特的所在啊？
原本红山不叫红山。在我的祖父母口中得知，这个地方叫腊溪，做墟场的地方叫腊口。民国时代，人口三千左右的腊口乡也还归在成下里管，以濯田为治理中心，虽然本地也有墟场，但总体来说存在度比较低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至少宋代就有了，从宋代开始到民国之间，红山的前身腊溪至少在成下里之中稳定存在了一千年。1958年之前，红山还叫过一段洪山，所以红山之红，可以肯定与腊溪上游的山河土地的颜色是有关系的，今天的赤土村当年的赤土面，而下游今天做水库的红塅，自然也是因为上游冲刷下来的泥土颜色的因素而命名。故而今天红山之名得来，你可以将她与革命年代的遗留相关联，也可以将她与当地特殊的地理特征相关联。
其实早在明代，至迟到清代中期，大多数红山的地名就已经定型，这也说明居民结构也基本稳定了。这点可以从《乾隆长汀县志》的记载上得知：“成下里统图六计村七十三 兜坑，苦竹山，中坪，磜下，岗背，苏陂坑，上坪，大金，童屋，门州定，腊溪，下归阳，碓公坑，乌坑，上湖，赤土面，陈坑，乾化洞，分山凹，半坑，黄草橑，白石坑，山车，员田。”基本是今天的村庄名字，无甚大差别。
至于腊溪腊口。
村庄之中的老人说，腊溪腊口腊石寨这些名字是因为当地曾有石洞会流出天然蜡，所以得名。
找了一下，闽西的汀州当年真有不少这样的名字，不过却不是蜡油的蜡，而是蜡石的蜡，这有区别。比如今天位于永定境内的蜡石，可见《嘉靖汀州府志》所载：“蜡石 在溪南里，石色如蜡，层叠雄耸，民居其傍，以蜡石名鄕。”但是田野访谈得到的东西一向来都会是有些根据的，因此不能就此罢休。再找《嘉靖汀州府志》，果然：“土贡 唐 本州蜡烛二十条。”一个刚建立没多久的边陲小州，向中央朝廷纳贡，其实是一个身份认同问题，也是一个态度问题，所以当地官员将本地产的蜡烛进贡。那么这个蜡烛是什么做的呢？我其实挺早就已经肯定是成下里的那几个出腊的山头特产，所以此处可追究一二。
到了明朝就没有再贡蜡烛了，改成了黄蜡。《嘉靖汀州府志》：“国朝（明） 黄蜡 一百六十六斤。” 黄蜡是什么呢？就是蜂蜡，在采完蜂蜜之后的底脾之中炼而入水过滤得到。而白蜡则虫蜡，也就是称中国蜡的那个，这个汀州未见记载。
但是唐宋进贡的蜡烛显然不是黄蜡，如果是就直接说了，更不会是白蜡。同时产量极少，但是作为贡品必须质量极好，黄蜡并不出奇。
符合这种特征的还真就有一种蜡，地蜡。
地蜡是什么？用作冷霜类化妆品的基质原料，也用作发蜡、唇膏等化妆品的固化剂，是一种天然矿物蜡，是石蜡族高分子碳氢化合物的混合物。固体到半固体物质，外观似蜂蜡。多产于页岩、砂岩的断层、裂隙中及含油、气岩层的露头处。目前则大量由石油产物制取经精制提纯后，可用作凡士林、润滑油脂、蜡烛、蜡纸等的原料，还用于绝热、绝缘、隔水、工业涂料及医疗及化妆品等。
是的，这个东西非常干净，几无杂质的样子，可以用作凡士林，想必很多家长会想起给婴儿涂屁屁的神器，想必这才是贡品该有的品质。
红山乡现在的腊溪腊口和南面山脉顶部的腊石寨以及下游濯田镇的腊石顶，是连成一气的。当然，这些天然蜡数量不大，经过数百年的采收，已经差不多绝迹，但我的濯田同学仍然在家中老人口中听闻此事，说明采蜡之事消失也不是太久远。如此就和村庄中老人所述的“洞中天然流蜡”能连接在一起，腊溪腊口腊石寨腊石顶，这些名字当然就是来自天然流出的“地蜡”。那么红山这个地方存在岩层的断裂带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是巨大的断裂带。
石水牛断裂带与闽赣墟场
石水牛，位于红山赤土村北的闽赣交界处，由石英岩、花岗岩组成，山岭隆起于万山之中，从高远处望去，如水牛浸于满是青绿藻的池塘。与北部四都镇的梅山顶共同形成福建西部与江西交界之界山，而此山脉又向东北与新路岭共同组武夷山脉南段之主要山脉。
长汀的地形其实是东西有山，狭长的谷地连绵，地理上说是南北向构造不发育。长汀的东部界限在廖坊-塘背褶皱断裂带，而西部便是在红山的石水牛断裂带。熟悉县界的话，立马就会明白，现代长汀的县界分法其实就是遵从了这一地理上的天然分界之物，将福建和江西，长汀与连城、武平进行了必然的分割。所以长汀县红山乡的石水牛，即是天然分界之山，而她所在的断裂带也必然造成可以往来的孔道。现在安装于红山至四都一带的风力发电机组，正是利用了武夷山的走势和石水牛断裂带，这里由于地理断裂带，必然带有风道，华润电力因之投入数亿元建立风电项目。
我与家姐在点校《嘉靖汀州府志》就被南温墟困扰过：“南温墟 在县西南一百二十里。”向长汀县西南方向一百二十里，确定是红山乡无疑，但是红山乡在长汀是一个山乡，很山很山。红山乡，人口在1949年之前，很少。这里如何形成墟场？要知道，早年的墟场是官办的，所以一旦她的位置过偏或者交通不够发达，就会变得很不合理。
但如果知道石水牛形成的断裂带造成了汀赣秘密孔道，就不难理解了。江西与福建，长汀、武平、会昌、瑞金，二省四县，在此交界。交界处最合适做墟场，地形不是很有利，但没有关系，可以克服的，这是常识。南温墟就是教导这种常识的典范。为何？因为这个地方，乃是两省四县不管且八乡交界之处。
南温墟卖啥呢？私盐。
哪里来？潮州。关于贩盐部分还请参看拙文《涂与赖的八百年盐分》。
卖给谁？江西会昌和瑞金的人们。
用什么买？真金白银和粮食。当然我更倾向于金银铜或者钨砂这些硬通货，而不是粮，粮会有一部分，但山道难行，运粮费事，不会多，也没法多。这种情况从宋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了民国，也足有一千年的历史。
证明呢？1930年代，红军在腊口设立过墟场，用于两省四县的贸易，而红军在潮汕和厦漳进行必要物资如药品、武器的交易，所用即为钨砂和某种贵金属。
所以在这里还得讨论一下南温墟有多古老？《永乐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南温墟。在长汀县西南百二十里。” 这是明代初年《永乐大典》收录南宋《临汀志》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南宋之前，这个墟就已经存在了，事实上可能更早更久远，我无实据，但猜唐代就有。也就是说红山乡，汀人居住的历史确实超过一千年。
因此顺便就得讨论一下先人们为何在红山这个地方居住。
一个山乡如红山这样的地方，如果要长期安定，基本的居住条件有二，就是有平地可用，同时有水可供灌溉。如果在古代，怕还得加上一条，不能有太发达的交通，你应当懂的。
红山的高低差与降雨。
最低点便是集镇所在的腊口，海拔358。腊口即是腊溪之口，在这里有别的溪流汇入，溪水始大，而现代修建的红塅水库，储水的上端大体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算吧。最高点在刘郎寨（现代方志作牛栏寨顶），海拔1101。我对这两种写法都不认同，海拔这么高，养天牛吗？刘郎，倒是有“前度刘郎今又来”的诗句可考，但是不符合客家人的习惯。刘郎寨，应当是客家话“流郎寨”被说普通话的人听去的雅写，用客家话一讲便知。为何叫流郎寨？两省四县交界之处，同时地处山乡，山高林密交通不便，却是战争无法波及的天堂。所以南方各省流亡之民结寨自保，是常见的事情。在长汀，流民就更不是一个什么新鲜词，当然肯定也不是一个贬义词。但说一个人“打流郎”，就不是什么好话了。
红山的降水量不是特别大，可也不是特别小，年降水1781mm，这仍在县年降水平均水平1731mm之上，在长汀县排名靠前，而群山环抱，褶皱极多，这就意味着集水面积相同的情况下，集水量肯定是超过别的地方的，而红山的山林土地面积在全县居中，占到全县面积的6.65%，耕地一万亩左右，其中九千多亩为水田。近年人口普查人口近万人，则相对别的乡镇为少，也就是说人均土地拥有量还挺高。
在一个降雨量过得去人口数量不大而耕地量还不错的地方，生活总是还过得去的。当然得说清楚，红山的一万亩耕地分得很散，散布于褶皱山间的小平地上。因此，红山的人们也就必然要随耕地的分散而分布于那些小平地，或者这样讲，哪有小平地，同时有水资源可引可用，哪里就有村庄。
但仅此就够了吗？
不够的，还得加上人文。
先是人文中主动的部分，体现为红山的竹苦。
苏竹村的核心为苦竹山，红山乡的那些苏字地名据很多方志工
唐代的诗人杜甫便写有《苦竹》诗：“青冥亦自守，软弱强扶持。味苦夏虫避，丛卑春鸟疑。轩墀曾不重，翦伐欲无辞。幸近幽人屋，霜根结在兹。”
杜诗所说，是离群而居，青冥寂寞须守心。需要重建秩序，扶持软弱。同时不要以世间庸俗之见评价自己，因为君子总是被短视之小人回避的。同时竹子有节有用但不作栋梁，可以自由于民间生长，这是野性之木，也是民间保持生命力的
我喜欢苦竹山原来的居民。他们在群山之中，高岭之上，借势从近青冥之处观望风气摇烟动树，而那些竹子与更低的草本，软弱自芬芳。那些伏于岩崖与石壁的地衣，其实才是最有生命力的事物，人类于他们是不可语冰之夏虫。陈氏与钟氏在苦竹山上曾建立起高大宽敞的楼宇，便是用当地那些巨大合抱之老树，但最后地方仍用苦竹为名，由此看得出当地居民原本的修养与来由。
闽西一带叫苦竹的地方还不少。汀州永定有苦竹，可见杨昱所作《辟永定县诸险塞记》。汀州长汀则古城有，策武有，红山也有。即使不去算小地名，这也显然还是一个算很普遍的名字。
苦竹是什么样的竹子啊？在闽西，挺普遍的。《乾隆长汀县志》：“笋 有苦笋有甜笋，江南竹、苦竹，其笋皆苦，筯竹、筀竹、石竹、猫竹，其笋皆甜。......苦竹 《图经》曰：出闽中者，本极粗大，笋味殊苦，不可噉。《齐民要术》：有靑苦，白苦，紫苦，黄苦。孟浩然诗：风霜苦竹余。又有苦伏竹，笋冬生，士人以爲珍味。”苦竹又名伞柄竹，禾本科，可高四米，笋有苦味，茎可作造纸和制伞柄、笔管。
红山原本的路不太好，常听乡人描述此事。大体是宋人梅尧臣在《山行冒雨至村家》诗中所写：“雨急芹泥滑，禽鸣苦竹秋。”想必是山乡居民那些年向城市转进时的确切感受吧。
早年道路不好，是直接影响了红山的山区经济的。1950年代之后办的国有伐木场，采伐过于粗暴，采伐量上去了，却只伐不造。同时因道路因素，根本运不出，大量木材堆积山间腐烂，后来人们想出了春季雨天放木的“小河赶羊”办法，但仍然不能解决堆积问题。而赶羊法中，山区河道对木头的损伤很大，无可回避，实在是浪费。直到1980年代之后要求随采随造，采一造二，同时道路在改善，红山才算有机会喘口气。这些年油茶面积不小，各种林下经济百花繁盛。当然不可忘记杨梅。
其次是人文养成中被动的部分，那便是红山的杨梅酸。
可千万不要认为我说红山杨梅酸是贬义，“礼失求诸野”。当一个地方城市化了，当一种动物或植物被驯养了，当野性失去了，这就相当于活力失去了。想必大家听说过全球香蕉危机，过度驯化和统一物种，香蕉面对某种特定病毒，已经面临灭绝之险。以香蕉为例，人类社会和动植物资源是一样的。故而当农林专业的科学家在红山发现以千亩计的野杨梅时，想必心情是雀跃的。
近年杨梅在超市中可以轻易买到，但一口下去，全是糖水，甚至有些品种致力于将杨梅之中的酸味彻底清除出去，这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何不直接吃砂糖？杨梅的原味，贵在山野，那种酸与甜纠缠，“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旦去除干净，杨梅便与草莓、蓝莓、西梅同质化了，物种丰富多样也便没了。
而人也是如此，如果将红山建成和城关一样的模样，那何不将人们直接迁入城关，谈何乡村振兴？如果乡村振兴的方式用的是城关同质化的方式，那何不叫城市振兴？石水牛、五九寮、大乾隘、凤凰山、刘郎寨、石榴花樟那些高山之上，风正大，或者便是红山起飞的助力呢？
但愿我的乡党和父母官格外智慧，那么将来，我们或者会有一个新成语可用：礼失求诸“红山”。
（本文图片来自长汀梁斌先生、谢文辉先生、廖海腾先生、刘永凯先生和林金玉女士，还有诸多红山的林业从业者，使用图片，未能一一备列大名，只能在此一并致谢，再三）
后记：正要发出文章，乡人发来图片，满树灵菇，真是祥瑞，心情欢愉，独美不美，附于文后，以悦君耳目。
福建长汀：追寻，踏着红色的足迹
台海网6月24日讯 据福建日报报道 梧桐秋雨，风雷激荡。
85年前的那个秋天，在福建省长汀县中复村，观寿公祠前，6000多人的军队悄然集结。他们是即将踏上长征路的红九军团，刚刚从战场上撤下，不远处仍有硝烟弥漫，炮声隆隆。
红九军团的出发地，是长征的又一重要起点，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将其描述为“福建的最远的地方”。这片“最远的地方”，是“风展红旗如画”的红色热土，凝聚着坚定的信仰和朴素的信念，也付出了悲壮惨烈的巨大牺牲。85年后，我们再次踏上闽西这片热土，追寻红色历史的点滴足迹，追寻那伟大不屈的精神力量。
无私支援，铸就长征坚强后盾
宁化县石碧村，当负重的战马和打着绑腿的士兵一同走进这个武夷山东麓的千年古村落时，新奇和疑虑同时在村民们心里积聚。
“跟以往那些拿着枪的兵老爷相比，这是一支怎样的部队？”
几天后，村民张国令发现了这支部队的与众不同：他们是穷人的军队，取消苛捐杂税，给穷人分田分地；他们军纪严明，从不乱拿村民的东西，会用银元向村民买柴火，借村民的土灶煮饭还付钱。
1930年6月，红四军在石碧村的短暂驻扎改变了张国令的一生。他本是村里的猎户，孔武有力。部队离开前，他成为红军中的一员，还特意带上了自己打猎用的鸟铳。“听部队首长的话，好好打仗，为穷人争口气。”母亲嘱咐他。
张国令再没有回来，4年之后，他牺牲在长征途中的湘江边。
闽西苏区，像这样的从军故事再普通不过，背后的信念简单而朴素：跟着红军走，穷人有出路。
在长汀县，红军被服厂的工人们听说红军要转移，带着缝纫机就上了路。“移动工厂”随红军经历枪林弹雨，工人们常在露天地里干活。这样的场景让朱德同志多年难忘，后被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记录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红军到长汀以后，工人的工资比红军来之前增加了3到4倍。从这一点上来说，工人们把红军看成自己的贴心人，是发自内心地跟着红军走。”长汀县党史专家张鸿祥分析。
发自内心的情感点滴汇聚，铸就红军长征的强大后盾。长征前夕，闽西苏区倾其所有，保障军需：
筹粮——1934年6月，在粮食供给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各县群众采取借谷、开展节约运动等办法千方百计收集粮食，以响应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的要求。至9月初，福建长汀县完成30954担，兆征县完成20504担，汀东县完成16259担，上杭县完成5241担，新泉县完成3010担，全部超额完成计划，为红军长征供应了十数万担军粮。
筹物——仅在1934年6月15日至22日的8天中，就收集了铜3200斤、锡410斤、铁1500多斤，还有子弹壳180多斤。长汀县的赤男区一次就向红军部队送去了1700多双草鞋。长汀红军斗笠厂1934年8月的产量超过了20万顶；中央被服厂长汀第三分厂的工人们，1934年5月后天天加班生产军用被服。
筹款——长汀县在1934年5、6月间共筹款7000余元，兆征县7月一个月筹款1.7万余元……
生死相依，鲜血中挺立红色丰碑
毛毯，油布包，铜脸盆……长汀县博物馆，一组珍贵的国家级文物，勾连起一段悲怆往事。
文物的主人叫唐义贞，1929年与陆定一同志结为伉俪，长征前分娩在即，行动不便，留在了苏区。
她忍痛将3岁的女儿托付给中央苏区卫生材料厂的同事，在转移至长汀后产下一子，又不得不与儿子诀别。身边仅留的一条毛毯、一个铜脸盆和一个油布包，全都赠与收养儿子的那对夫妇，并用中文和俄文写下湖北武昌老家的地址。
“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即来联系。如果我没有来，就说明我已不在人世了，但也要告诉孩子，我是为革命而死的。”
25岁的母亲最终为革命而死。被捕时，她把身上一份党的机密文件揉成团，强咽下去。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闽西红土地上，有“风展红旗如画”的豪迈，更有无数烈士鲜血浸染的殷红。
“保卫苏区有责任，禾口淮土比参军。禾口扩红一千个，淮土一千多两人……”1934年4月，福建省和闽赣省掀起了扩红热潮。到6月底，福建省参军人数达7160多名，闽赣省达1300多名。
9月，根据中央最新指示，征兵动员工作马不停蹄。至长征前夕的9月26日，宁化县又有200多人参加红军，长汀县再次超额完成计划，送到补充团的新战士多达1292人。闽西青壮年几乎全部上了前线。
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来。长汀县濯田镇，烈士的名单刻满了纪念馆整整一面墙。镇里同志在一旁介绍：在册烈士917名，几乎都在长征途中牺牲。
参加长征的近3万福建子弟兵，到达陕北时仅剩下2000余人。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古田会议旧址动情地说：“长征出发时，闽西子弟积极踊跃参加红军，红军队伍中有两万多闽西儿女。担任中央红军总后卫的红34师，6000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一战几乎全师牺牲。”
长汀县中复村红军后代钟鸣，家中6位烈士，其中3位倒在湘江边。每年，他都要跟村里的乡亲们一起赶往湘江战役纪念地，那里的石碑上，镌刻着他们家人的名字。“更多的烈士最终没有留下姓名，他们同样不应该被忘记。”钟鸣说。
在中复村，钟根基是活着回来的极少数幸存者之一。长征前，钟根基等17位同村青年一同走向战场，临行前跪地起誓：谁活着回来，谁就要为各自父母尽孝！上世纪50年代，老红军回村，余生30多年，都在默默践诺。临终前，他嘱咐家人：“我死后，请让我把军功章全部带走，它们是我的兄弟们用生命换来的，我要把这些军功章还给他们。”
矢志不渝，让红色基因世代相传
长汀人钟宜龙是烈士后代，刚出生不久，他的父母就被反动民团杀害。此后，钟宜龙被抱养至松毛岭脚下的一户人家。6岁那年，他在后方见识过那场战斗的惨烈——山头一场大火，草丛燃尽，参与医疗救治的养母，常跟其他大人抬回一名名伤员，那一幕带来的震撼至今难忘。
钟宜龙噙着泪，与当地村民们遍寻山头，将一块块散落的遗骸捡回，集中安葬。墓碑高约2米，由于无从知晓英烈的名字，村民们只简单刻上了两个字——红军。
钟宜龙常常看着这两个字发呆、流泪。他们为红色信仰献身，死后连名字都未曾留下。钟宜龙决心做一名“打捞者”，打捞尘封历史，为英烈“正名”。
工作极其艰难。有的政府没有登记入档，有的烈士家庭全部遇难。他只得四处走访幸存的老红军战士，足迹覆盖了长汀县，又覆盖了周边县市。
每找到一个名字，他都会买上香烛，来到墓碑前，用一种简单的“仪式”告慰英烈的在天之灵。平日里，他也会上那儿转转，清除杂草，擦拭墓碑。从风华正茂到风烛残年，风雨无阻。九旬老人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但尽其所能不让那段光荣的历史堙没。
闽西红土地上，越来越多的纪念碑和纪念馆挺立，它们标注着这片土地的红色基因，代表着那些不能忘却的记忆。
长汀县南山镇长窠头村，退休后的钟宜龙拿出毕生积蓄，腾出祖屋，自费筹起红色展馆。展馆内，是他后半辈子苦心收集的红色历史。门口，一副对联赫然入目：“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
“那个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时代过去了，但我们不能忘却。守护他们，就是守住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守住一个国家和民族血液里那股荡气回肠的信念。”钟宜龙说。
（转载自《人民日报》2019年6月21日）
台海网6月24日讯 据福建日报报道 梧桐秋雨，风雷激荡。
85年前的那个秋天，在福建省长汀县中复村，观寿公祠前，6000多人的军队悄然集结。他们是即将踏上长征路的红九军团，刚刚从战场上撤下，不远处仍有硝烟弥漫，炮声隆隆。
红九军团的出发地，是长征的又一重要起点，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将其描述为“福建的最远的地方”。这片“最远的地方”，是“风展红旗如画”的红色热土，凝聚着坚定的信仰和朴素的信念，也付出了悲壮惨烈的巨大牺牲。85年后，我们再次踏上闽西这片热土，追寻红色历史的点滴足迹，追寻那伟大不屈的精神力量。
无私支援，铸就长征坚强后盾
宁化县石碧村，当负重的战马和打着绑腿的士兵一同走进这个武夷山东麓的千年古村落时，新奇和疑虑同时在村民们心里积聚。
“跟以往那些拿着枪的兵老爷相比，这是一支怎样的部队？”
几天后，村民张国令发现了这支部队的与众不同：他们是穷人的军队，取消苛捐杂税，给穷人分田分地；他们军纪严明，从不乱拿村民的东西，会用银元向村民买柴火，借村民的土灶煮饭还付钱。
1930年6月，红四军在石碧村的短暂驻扎改变了张国令的一生。他本是村里的猎户，孔武有力。部队离开前，他成为红军中的一员，还特意带上了自己打猎用的鸟铳。“听部队首长的话，好好打仗，为穷人争口气。”母亲嘱咐他。
张国令再没有回来，4年之后，他牺牲在长征途中的湘江边。
闽西苏区，像这样的从军故事再普通不过，背后的信念简单而朴素：跟着红军走，穷人有出路。
在长汀县，红军被服厂的工人们听说红军要转移，带着缝纫机就上了路。“移动工厂”随红军经历枪林弹雨，工人们常在露天地里干活。这样的场景让朱德同志多年难忘，后被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记录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红军到长汀以后，工人的工资比红军来之前增加了3到4倍。从这一点上来说，工人们把红军看成自己的贴心人，是发自内心地跟着红军走。”长汀县党史专家张鸿祥分析。
发自内心的情感点滴汇聚，铸就红军长征的强大后盾。长征前夕，闽西苏区倾其所有，保障军需：
筹粮——1934年6月，在粮食供给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各县群众采取借谷、开展节约运动等办法千方百计收集粮食，以响应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的要求。至9月初，福建长汀县完成30954担，兆征县完成20504担，汀东县完成16259担，上杭县完成5241担，新泉县完成3010担，全部超额完成计划，为红军长征供应了十数万担军粮。
筹物——仅在1934年6月15日至22日的8天中，就收集了铜3200斤、锡410斤、铁1500多斤，还有子弹壳180多斤。长汀县的赤男区一次就向红军部队送去了1700多双草鞋。长汀红军斗笠厂1934年8月的产量超过了20万顶；中央被服厂长汀第三分厂的工人们，1934年5月后天天加班生产军用被服。
筹款——长汀县在1934年5、6月间共筹款7000余元，兆征县7月一个月筹款1.7万余元……
生死相依，鲜血中挺立红色丰碑
毛毯，油布包，铜脸盆……长汀县博物馆，一组珍贵的国家级文物，勾连起一段悲怆往事。
文物的主人叫唐义贞，1929年与陆定一同志结为伉俪，长征前分娩在即，行动不便，留在了苏区。
她忍痛将3岁的女儿托付给中央苏区卫生材料厂的同事，在转移至长汀后产下一子，又不得不与儿子诀别。身边仅留的一条毛毯、一个铜脸盆和一个油布包，全都赠与收养儿子的那对夫妇，并用中文和俄文写下湖北武昌老家的地址。
“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即来联系。如果我没有来，就说明我已不在人世了，但也要告诉孩子，我是为革命而死的。”
25岁的母亲最终为革命而死。被捕时，她把身上一份党的机密文件揉成团，强咽下去。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闽西红土地上，有“风展红旗如画”的豪迈，更有无数烈士鲜血浸染的殷红。
“保卫苏区有责任，禾口淮土比参军。禾口扩红一千个，淮土一千多两人……”1934年4月，福建省和闽赣省掀起了扩红热潮。到6月底，福建省参军人数达7160多名，闽赣省达1300多名。
9月，根据中央最新指示，征兵动员工作马不停蹄。至长征前夕的9月26日，宁化县又有200多人参加红军，长汀县再次超额完成计划，送到补充团的新战士多达1292人。闽西青壮年几乎全部上了前线。
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来。长汀县濯田镇，烈士的名单刻满了纪念馆整整一面墙。镇里同志在一旁介绍：在册烈士917名，几乎都在长征途中牺牲。
参加长征的近3万福建子弟兵，到达陕北时仅剩下2000余人。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古田会议旧址动情地说：“长征出发时，闽西子弟积极踊跃参加红军，红军队伍中有两万多闽西儿女。担任中央红军总后卫的红34师，6000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一战几乎全师牺牲。”
长汀县中复村红军后代钟鸣，家中6位烈士，其中3位倒在湘江边。每年，他都要跟村里的乡亲们一起赶往湘江战役纪念地，那里的石碑上，镌刻着他们家人的名字。“更多的烈士最终没有留下姓名，他们同样不应该被忘记。”钟鸣说。
在中复村，钟根基是活着回来的极少数幸存者之一。长征前，钟根基等17位同村青年一同走向战场，临行前跪地起誓：谁活着回来，谁就要为各自父母尽孝！上世纪50年代，老红军回村，余生30多年，都在默默践诺。临终前，他嘱咐家人：“我死后，请让我把军功章全部带走，它们是我的兄弟们用生命换来的，我要把这些军功章还给他们。”
矢志不渝，让红色基因世代相传
长汀人钟宜龙是烈士后代，刚出生不久，他的父母就被反动民团杀害。此后，钟宜龙被抱养至松毛岭脚下的一户人家。6岁那年，他在后方见识过那场战斗的惨烈——山头一场大火，草丛燃尽，参与医疗救治的养母，常跟其他大人抬回一名名伤员，那一幕带来的震撼至今难忘。
钟宜龙噙着泪，与当地村民们遍寻山头，将一块块散落的遗骸捡回，集中安葬。墓碑高约2米，由于无从知晓英烈的名字，村民们只简单刻上了两个字——红军。
钟宜龙常常看着这两个字发呆、流泪。他们为红色信仰献身，死后连名字都未曾留下。钟宜龙决心做一名“打捞者”，打捞尘封历史，为英烈“正名”。
工作极其艰难。有的政府没有登记入档，有的烈士家庭全部遇难。他只得四处走访幸存的老红军战士，足迹覆盖了长汀县，又覆盖了周边县市。
每找到一个名字，他都会买上香烛，来到墓碑前，用一种简单的“仪式”告慰英烈的在天之灵。平日里，他也会上那儿转转，清除杂草，擦拭墓碑。从风华正茂到风烛残年，风雨无阻。九旬老人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但尽其所能不让那段光荣的历史堙没。
闽西红土地上，越来越多的纪念碑和纪念馆挺立，它们标注着这片土地的红色基因，代表着那些不能忘却的记忆。
长汀县南山镇长窠头村，退休后的钟宜龙拿出毕生积蓄，腾出祖屋，自费筹起红色展馆。展馆内，是他后半辈子苦心收集的红色历史。门口，一副对联赫然入目：“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
“那个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时代过去了，但我们不能忘却。守护他们，就是守住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守住一个国家和民族血液里那股荡气回肠的信念。”钟宜龙说。
（转载自《人民日报》2019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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