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勤学的故事还有哪些(名人勤学故事100字)

适应成长、拥抱成长——16岁“老阿姨”安香怡的成长故事,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光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名人勤学的故事有什么1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题：适应成长、拥抱成长——16岁“老阿姨”安香怡的成长故事

新华社记者李嘉、张寒

13日的全国花样滑冰锦标赛女子单人滑赛场，16岁的北京选手安香怡以一套高水准的自由滑结束了比赛，时隔三年多再次收获全国锦标赛冠军。

赛后采访环节，安香怡笑言：“已经是‘老阿姨’了，体力不如以前了。参赛选手很多都是13、14岁的小女孩，看她们跳跃都特别轻快。”

看似云淡风轻的自嘲背后，安香怡其实正经历着一段漫长而折磨的生长发育过程，努力适应成长的烦恼，应对成长所带来的变化。

“全村的希望”

自称“老阿姨”确实夸张了些，但安香怡早已是国内赛场上的熟面孔，夺得全国冠军对她来说并不算新鲜事。从很早开始，她就被冰迷们称为“天才少女”“全村的希望”。

安香怡小名“妮妮”，出生于一个热爱花滑的家庭。父亲是前中国花滑运动员安龙鹤，现在是北京世纪星滑冰俱乐部的教练。母亲张爱君是一位冰迷，一直希望把女儿培养成世界级花滑选手。安香怡不到3岁就开始上冰，10岁获得全国青年冠军，11岁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运动健将”称号，12岁时赢得了全国花滑锦标赛成年组冠军，此外还多次夺得俱乐部联赛冠军。

她跳跃能力强，可以完成高级三三连跳，还很有艺术表现力，高难度的双向旋转和阿德丽娜旋转（跳接反燕旋转）是她的招牌动作，俄罗斯名将特鲁索娃的绝活“蟹步”她也能出色完成。

中国女单在世界冠军陈露之后，已经二十多年在奥运会、世锦赛等大赛中未有佳绩，最好成绩是世锦赛上的第七名，因此很小就展露出色天赋的安香怡一直被寄予厚望。

不过由于年龄不够，安香怡无法参加北京冬奥会，想要为国争光，只能等待长大。

“成长的烦恼”

虽然盼望着长大之后可以参加国际大赛，但成长之路并非坦途。生长发育期对花滑女运动员来说非常艰难，身高每增加一厘米，体重相应上升，很多以前的拿手动作都会失败，即使是“天才少女”也不能例外。用安香怡的话来说，“一切归零了”。

“妮妮”说：“刚进入发育期时发现体重长了两斤，身高长了两、三公分，紧接着发现好多跳就没（跳不成）了，原来跳得很好的动作忽然就跳不出来了。当时也没什么比赛，我就只能调整技术。有的时候一场冰上训练两三个小时，一个跳跃都跳不好。”

就像武林高手一夜之间武功尽失，“妮妮”所经历的内心失落和挫折感是巨大的。她曾和自己较劲，一个勾手跳连练4个小时，也曾情绪崩溃过几次。

一直以来的“虎妈”张爱君变成了“喊停”的那个人。在“妮妮”跳不好焦虑猛练的那段时间，她发现女儿的训练进入了恶性循环，甚至出现了伤病，她开始转变思路，监督女儿不许多练。

半年左右的康复训练后，“妮妮”不再跟自己较劲，而是放平心态，从一周跳开始慢慢恢复。训练之余，她还会通过学习舞蹈、艺体、画画甚至厨艺来陶冶性情。家里的三只猫是她的快乐源泉。

“我做饭、干饭，吃完了饭减肥，有时候画画。”安香怡说，她喜欢做饭，厨艺还相当不错，是自己的营养师。

从最初期待长大，到艰难面对“成长的烦恼”，安香怡在不断调整心态，也在努力适应“烦恼”，在“烦恼”中继续成长。

“平和的心态”

尽管在国内早早成名，安香怡直到本赛季才完成了国际舞台上青年组的首秀。在去年国际滑联青年大奖赛波兰站的比赛中，她在49名女单选手中排名第五，两套节目《小丑登场》和《万物理论》都令人印象深刻，这次比赛后她的技术分也满足了参加世青赛的标准。

“波兰站的成绩超出了我的预期。”安香怡说，“当时是第一次参加国际青年组比赛，训练时看大家都非常厉害，一会儿这边一个三周，一会儿那边一个三三（三周连跳），我当时还有伤病，觉得自己能进前20就不错了。”

“这个赛季能参加波兰站和全国锦标赛，都是线下比赛，让我找回了一些参加线下赛的感觉。”她说。

除了找回比赛感觉，本赛季两场比赛的平稳发挥，也让安香怡一定程度上找回了信心。因为这两场比赛她都不在自己的最好状态，但在赛场上她都咬牙顶住了。

“我最近又长个子了，感觉灵活性就下降了，旋转速度也慢了。”身高已经接近1米60的她说，“生长期这件事就是，身高长一点，所有动作重新调整一遍，再长一点，再调整一遍。”

一直作为女儿教练的安龙鹤说：“她的水平大概恢复到之前的七成。这几年对我们来说也比较煎熬。我感觉她的生长期还需要再有两年，希望她能平稳度过。”

展望未来，安香怡已学会了与生长期和解，习惯了保持平和的心态。

“我现在一些高级三三（三周连跳）成功率还是很低，希望能恢复到以前的水平。还想跳出三周半跳和四周跳。希望到米兰冬奥会那个赛季，我的跳跃能够不再大起大落，并且希望能出一个四周跳。”安香怡说，“冬奥会如果能有缘分参加一次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到2026年米兰冬奥会时，安香怡刚满19岁，正是一个花滑女单选手的黄金年龄。还有三年的时间打磨技术，去国际大赛积累经验，也许摆脱了成长烦恼的她可以在米兰赛场带来更多惊喜。

来源： 新华网

名人勤学的故事有什么2

作者：熊权（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今年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孙犁诞辰110周年。1945年，孙犁发表《荷花淀》《芦花荡》等抗战题材小说，在延安解放区成名，此后创作愈多、影响力愈大。孙犁曾说：“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不论孙犁的文学风格如何变化，赞美故乡人民保家卫国、英勇抗敌一直是不变的主题。

各种版本的《荷花淀》资料图片

对于自己早年的成名作《荷花淀》，孙犁曾有感而发：“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作，习惯于那里大风沙的气候，忽然见到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吧。”在书写抗战的同时融入故乡景物，让鲜明地域风光与人性、人情之美交相辉映，成为孙犁文学的突出特色。

孙犁出生于河北安平县，中学毕业后在安新县同口小学当教员。同口镇位于白洋淀之畔，入眼都是秀丽的波光水影。孙犁在这里工作才一年多，“七七事变”就爆发了。在日寇步步紧逼的危急情势下，他毅然投军入伍。虽然孙犁在安新县居留的时间不长，却难以忘记那里的人情风物。《荷花淀》《芦花荡》又名“白洋淀纪事之一”“白洋淀纪事之二”，分明寄托着浓厚的思念之情。《荷花淀》写夏天的白洋淀，“水面笼罩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在这样气息醉人的月夜，水生匆匆告别水生嫂去参加游击队。后来夫妻俩在花叶葳蕤的荷塘偶然相遇，合力伏击前来扫荡的日本大船。《芦花荡》讲述老船夫护送一对小姐妹过苇塘并智斗日寇的故事。趁着夜色，一叶小舟突破炮火的封锁。无边的淀水看上去幽深沉寂，内里却暗流奔突：“敌人从炮楼的小窗子里，呆望着这阴森黑暗的大苇塘，天空的星星也像浸在水里，而且要滴落下来的样子……苇子还是那么狠狠地往上钻，目标好像就是天上。”

荷花、芦苇作为自然景物富于柔美甚至柔弱，在孙犁笔下却自有一种刚强。他写茂盛的荷塘：“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来，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他俯瞰丰收季节的芦苇：“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荷叶是哨兵林立的“铜墙铁壁”，荷花苞如直指天空的“利箭”，金的芦苇堆积则筑起守卫的“长城”……关于景物的细节渲染出战争的严酷紧张，也可见一种全民皆兵的警备与激昂。在孙犁眼中，白洋淀盛产的芦苇更有一种亦刚亦柔的奇妙。当它们被破成苇眉子，柔滑修长，又薄又细，在织席的水生嫂怀里跳跃：“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当它们掩护老船夫诱敌杀敌，则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屏障。其间点缀着鲜嫩的芦花，“一片展开的紫色的丝绒，正在迎风飘散”，正是宣告胜利的旗帜。

1941年，日寇开始在华北沦陷区实施“治安强化运动”，以残酷的“三光”政策打击根据地。共产党军队不得不从平原地带退守狼牙山以南，孙犁等文职工作者也随部队迁往阜平山区。孙犁描写山区游击战的名作，如《吴召儿》《山地回忆》《在阜平》等都是关于这一段生活的记录。阜平地形复杂、物资匮乏，远不及水乡平原的丰饶，自然风景则变得峻拔雄伟。当地老百姓土里刨食，孙犁写来也颇有诗意：“一家农民，住在高高的向阳的坡上，凡是有泥土的地方，都因地制宜，栽上庄稼。到秋天，各处有各处的收获。于是，在他的房顶上面，屋檐下面，门框和窗棂上，挂满了红的、黄的粮穗和瓜果。”描写日常生活场景之后，孙犁接着带出一笔：“党领导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工作的情形，就是如此。”穷山恶水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侵略者的威压，广大民众以及共产党军队必须因地制宜、见缝插针才能存活下来。孙犁刻意营造文学的诗意，来抚慰难以言说的残酷与艰辛。

阜平山地的老百姓长年累月吃糠咽菜，常用杨树、杏树等各种叶子充当口粮，性格上却格外坚忍与热情。为帮助游击队员躲避敌人追击，一个只有十多岁的女孩吴召儿自告奋勇，带领大家夜登神仙山。黯黑的天幕笼罩下，山势如此险峻：“它黑得怕人，高得怕人，危险得怕人，像一间房子那样大的石头……一个顶一个，一个压一个……一步登错，一个石头滚下来，整个山就会天崩地裂房倒屋塌。”后来，吴召儿为引开追敌又单独跑上一条山道。陡峭大山把小女孩的身影衬托得格外美丽：“她登在乱石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游击队员们遇到奋不顾身的吴召儿，也遇到无数倾其所有的父老乡亲：缺衣少食的光棍汉在除夕夜送来豆腐和窝头，无名少女送来一双手织的袜子，以及无论何时何地都把行军战士迎进家门的老人……孙犁由衷感念这些无私的人们，抗战的最终胜利离不开他们中的每一个：“关于晋察冀，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快要十年。那些在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送来一碗烂酸菜；在我们病重行走不动的时候，替我们背上了行囊；在战斗的深冬的夜晚，给我们开门，把热炕让给我们的大伯大娘们，我们都是忘记不了的。”

《荷花淀》初刊于1945年5月15日《解放日报》

“他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

孙犁深情描绘的故乡景美、人美，却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遭受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在民族危亡之际，传统家国观念激发了巨大的抗敌热情，促使这片土地的儿女英勇投入救亡洪流。孙犁刻画那些征战的男人、守家的女人虽有感伤却极少悲凄，他们坚定地相信终有一天能赶走侵略者，从而迎来合家团聚。在家国同构与互动的视野下，孙犁抗战文学的重点不是血泪控诉而是抒发乐观与生机，为现代文学史创造了别样的战争美学。

孙犁出生于华北农村，当然知道农民固守家庭，轻易不肯离开自己出生和劳作的地方。但孙犁深刻理解他们离别家人的心情：“他们当兵打仗，正是为了保卫他们。暂时的分别，正是为了将来的团聚。”这何尝不是孙犁内心的声音？孙犁是家中独子，从小身体孱弱。“七七事变”爆发后，他通过同学介绍准备投奔河北自卫军政府，然而家里人商量来商量去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孙犁的父亲下了决心，他劝说惴惴不安的亲人们：如果不去打仗，家里的这些地以及所有人的性命，将来恐怕都保不住。老人只有平实的生活经验，却不乏深明大义的理智。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中国自古就认为家国一体，在家庭结构的基础上延伸、建构为宏大的国家体制。覆巢之下无完卵，国之不存何以为家？在民族国家遭受外敌侵略的危急关头，孙犁与无数个像他一样的普通人选择抛家弃子，既是无可奈何，也是义不容辞。

孙犁写离别抒发了自己的情感，更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的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他通过小说人物的话不断强调“还家”的信念，鼓舞民众的斗志。水生临行交代水生嫂：“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水生嫂驾着冰床子送短暂探亲后的水生归队，临别嘱咐：“我为什么撑得这么快？为什么着急把你送到战场上去？我是想，你快快去，快快打走了进攻我们的敌人，你才能再快快地回来。”水生夫妇的离别淡化战火灾难，强化了必然还家的希望。与之类似的，是《风云初记》里描写春儿与芒种的一段。小说描绘春儿送别芒种不见离乱哀伤，反而洋溢着自豪和喜悦：

芒种背上枪，面对着春儿，挺直了身子。春儿又在枪口上拴了一条小红布……两个人一前一后，在街上一走，一群小孩子跟前，跑着跳着，扯扯芒种的褂子，又拉拉他的枪，农民们说：“芒种这是吃大锅饭去吗？”

芒种笑着说：“打日本去！”

妇女们问：“春儿干什么也穿得这么新鲜？”

春儿笑着说：“我这是去送当兵的！”

在孙犁小说中，“我”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也见证了许多为了还家的离别。《投宿》写“我”在游击途中向乡亲借宿，偶然住进了一对年轻夫妻的新房。这里的主人已经为了抗战先后离家，但“我”对着整洁干净的房子却仿佛看到他们的身影。两个青年男女恩爱眷恋的气息，留在院子里茂盛新鲜的花草上，留在白得发光的墙纸上，以及装饰着白蛇盗灵芝草故事的红油木箱上……房子里的一切仿佛告诉人们，这里虚室以待、随时迎接离家者的归来。《纪念》回忆在定县与还乡队的一段历史。那时“我”经常去一个农户家、借着便利位置监视敌情。这家的女儿小鸭和母亲、弟弟日夜思念在东北的父亲，某天终于收到他从远方寄来的信。虽然信封磨破了，信纸也磨去了头，还带着风霜雨露的痕迹，足以让一家人兴奋雀跃。“我”把纸上的话一字一句转给他们听：“他在这八九年里，走遍了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现在又开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上面写着他爬过多么高的山，渡过多么险的河，现在已经升为营长。上面写着他怎样和日本鬼子作战，现在又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战；上面写着他们解放了东北多少万苦难的人民，那里的人民十四年经历的是什么样的苦难！上面写着他身体很好，胜利的日子就要到来……”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去八九年，一去千万里，只要还有盼归的家，还有等待自己归来的家人，战士就有永不泯灭的热情。

孙犁在自己所有的小说中，最喜欢《光荣》一篇。小说虽然写于1949年之后，仍是讲述一个通俗、动人的还家故事。故事从原生、秀梅的少年时代开始。在黄昏的滹沱河滩，两人意外从逃兵手里缴获了一支枪，秀梅就鼓励原生去参加游击队。在漫长的征战岁月中，原生家里包办的小媳妇逃走了，秀梅一直帮助照料各种家事。终于等到原生胸佩奖章、骑着战马回来的一天：“秀梅的影子，突然站立在他面前……他突然想起秀梅在河滩芦苇丛中命令他去卡枪的那个黄昏的景象。当原生背着那支枪转战南北，在那银河横空的夜晚站哨，或是赤日炎炎的风尘行军当中，他曾经把手扶在枪上，想起过这个景象。”数年征战的烟尘消散，美好的少年时代宛如重来。当原生、秀梅有情人终成眷属，全村人议论这段姻缘是那么美满，就好像雨既然从天上降下，就一定是要落在地上，那么合理应当。“打走鬼子做夫妻”不仅仅是原生、秀梅得偿所愿，也包含着民间百姓对团圆美满的质朴想象。在孙犁笔下，儿女传奇总是连接着离乱的艰难时世、连接着汹涌的社会浪潮，所以茅盾评价道：“他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好处在于虽多风趣却不落轻佻。”在家国同构、“还家”与“救国”互动的思想主题之下，娓娓道来的情长故事同时也是宏大壮丽的英雄赞歌。

1951年，孙犁摄于天津。资料图片

“写作者本身，便是革命行动力的人们中间的一个”

孙犁描绘故乡风景、发掘日常生活的乐观与生机，不仅开创了别样的战争美学；而且历经晋察冀抗战运动的淬炼，拓展了“五四”以来的文学观念。在晋察冀的抗战语境中，孙犁走出知识分子的书斋、案头，把文学作为呼应抗战政治、积极介入现实的一项实践行动，堪称与时代主潮共鸣互动的“革命人”。孙犁其人其文，构成20世纪中国革命文学不可忽视的精神资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像孙犁这样“诞生”于抗战期间的文艺工作者，与“五四”知识分子有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文人作家，大多数在城市从事与教育、出版相关的职业，属于书斋知识分子。又因身处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大潮，他们深受西方“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孙犁从中学时代开始就喜爱新文学，好读鲁迅、茅盾、叶圣陶等的小说；但他后来抗战入伍，积累了多年辗转战地以及深入乡土社会的经验。他回顾自己的创作起点：“随着征战的路，开始了我的文学的路。我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在艰难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生活就像那时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相对于新文化运动限于知识精英圈子，抗战文艺既是宣传动员的方法也是边区政府求生存、求发展的重要途径，力求面向更大多数的社会底层民众。孙犁亲历其中，也形成了新的文学观念及评价标准。

晋察冀文艺运动对孙犁影响颇深。1938年—1941年，日寇侵入华北之后忙于推进战线，为共产党队伍在当地活动留下空隙，晋察冀边区文艺也经历了一个蓬勃发展期。在晋察冀根据地建立后的几年期间，“文协”分会、文联相继成立，县、区、村级的文建会也陆续建立起来。虽然出版条件有限，但各种文学刊物不拘于油印、石印纷纷出版。考虑到农村老百姓对演剧喜闻乐见，边区政府又组织成立了多个话剧团、村剧团。另外，街头诗、秧歌剧、歌咏、木刻画、壁报等通俗文艺形式遍地开花。随着当地文艺运动的发展，孙犁逐渐崭露头角。他主要从事抗日文艺宣传工作，写了大量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字，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为推动边区的学鲁迅潮流，他先后写过《论鲁迅》《鲁迅、鲁迅的故事》《少年鲁迅读本》；为了指导晋察冀通讯社的通讯员们写稿，他写下《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参与“冀中一日”的群众写作运动，他写的心得文字结集为《文艺学习》出版。

孙犁参与“冀中一日”活动，尤其值得一提。活动聚焦1941年5月27日“平凡的一天”，旨在发动尽可能多的群众拿起笔讲述抗战军民的日常生活。在这次文艺活动中，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很高，连一些老秀才、夜校识字班的妇女以及目不识丁的老太太也被动员起来。他们有的自己动笔，有的口述请人代写，场面非常热闹。孙犁在这次活动中担任看稿、选稿的编辑，他与王林、李英儒等人合作，最后从五万余篇来稿中选出两百多篇分辑出版。在“冀中一日”活动中，孙犁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承担宣传、组织的工作，也属于“被教育”“被塑造”的一员，由此深刻认识到文学不仅是美学的，在抗战语境下更是实践的。他感叹“冀中一日”活动让“从前不知道笔墨为何物，文章为何物的人，今天能够执笔写一二万字，或千把字的文章了”，“使上层文学工作者更去深入体验生活，扩大生活圈子重新较量自己”。

抗战文职工作塑造了孙犁对文学功用、对作者位置的认知。在他看来，文学止于个人抒情未免境界狭小，应当视为“中国人民的事业”：“今天应该把文学看作一种事业，中国人民的事业。过去，有人嚷着文学无用论。把文学叫作闲书，把作家看作狂生。我们觉得这个时期已经老远过去了”。他重新为文学：“在今天，文学工作便是整个抗战的工作的一部分。而写作者本身，便是革命行动力的人们中间的一个。”在《“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学遗产》一文中，孙犁明确提出文学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推进文学与人民结合的目标，由此也反思“五四”新文学的不足：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倒是多接受了一些西洋的东西……它使文学局限在少数知识青年圈子里，和广大劳动人民失去了联系……五四运动以来，无论在小说戏剧、诗歌翻译，我们都可以整理出一定的成果。从这些成果中，自然可以看到文学与人民的结合，还有很大距离。

在孙犁看来，五四运动之功在于促使文学冲破贵族、山林走向民众，然而未能将通俗化、平民化进行到底。作为一个富有才华的作家，孙犁当然认为文学抒发个性情感、展现个人天才；但在民族国家的危亡关头，文学的更重要功能是宣传抗战、鼓舞民众斗志。他甚至把自己的“战士”身份摆在先于“作家”的地位：“从一九三七年的抗日开始，我经历了我们国家不同寻常的时代……我有幸当一名不太出色的战士和作家。”

亲身参战、体验广阔多样的社会生活，孙犁的文字带着山野田间气息，真正从民众视角来观察现实、反映现实。正如丁玲晚年时相当认可孙犁以及其他在晋察冀边区成长的作家群体：“（他们）与人民一道滚过几身泥，吞过几次烈火浓烟，学过使枪，学过使锄，比较熟悉劳动人民，生活底子厚……他们有接近劳动人民的本领。劳动人民亲热地把他们看成自己人。”孙犁在边区生活的多年，所见所写都是“小人物”。他们没有耀眼的光芒，在后代研究者、评论家那里也不怎么受关注。但孙犁后来塑造的一些典型形象，如水生、水生嫂、吴召儿等，都由此脱胎而来。

《邢兰》的主人公邢兰，是孙犁笔下第一个有名有姓、刻画细致的人物。“我”作为驻村干部寄宿邢兰家一间闲置的屋子，渐渐和邢兰熟悉起来。这人家里的孩子穿不上裤子、自己又患着气喘咳嗽的病，却是出了名的操心。他翻山走远路打探消息，赶在日寇扫荡前通知乡亲们躲避。他在村里组织起互助团和代耕团，常常夜里做侦查白天下地干活，他还有爬到大树上吹吹口琴的“雅兴”。村里有人嘲笑邢兰自顾不暇，“我”却深深理解这个做实事“有瘾”的人：“只有寒冷的人，才贪婪地追求一些温暖，知道别人的冷的感觉；只有病弱不幸的人，才贪婪地拼着这个生命去追求健康、幸福……只有从幼小在冷淡里长成的人，他才爬上树梢吹起口琴。”

孙犁的目光常常投向农村的女性群体，既写她们作为妻子、恋人、妹妹等家庭角色，也描绘她们如何心向社会广阔天地。《走出以后》中的王振中身上集合着边区许多妇女的苦涩，幼年遭逢家难、被卖作童养媳。她在长年不如意的生活中变得性格内向但行事果断，主动找村干部写推介信，终于从婆家出走到游击队做看护。《丈夫》里的小媳妇是无数独力持家的女性的化身，她心里埋怨丈夫常年不着家，当着家人和丈夫却欲言又止咽下牢骚。后来目睹伪军、汉奸受人指骂而丈夫为抗战出力备受尊重，她终于放下满肚子愁绪……这些女性与邢兰属于同一类人，一边承担现实苦难，一边不失生活的热情与趣味，“她们的颜色，是浓艳的花也不能比，月也不能比；无比的壮大，山也不能比，水也不能比了”。

综观孙犁的抗战文学，从对故土家园的眷恋上升为追求国家独立的信念，从个人抒情拓展为书写爱国救亡的热忱，体现了面向社会底层、与人民结合的诚挚愿望。虽然孙犁晚年文风上发生“衰年变法”，转向批判丑恶人性；但他始终不悔少作，因为那些是发自内心的优美赞歌：“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我不轻视早期的作品。我常常以为，早年的作品，青春的力量火炽，晚年是写不出来的。”重读孙犁作品，领略其人其文所阐扬的传统家国观念、所积淀的乡土社会经验等，在复兴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当下仍然可以提供丰富的启示和借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女性形象谱系与现代中华文化建构整体研究”[19ZDA276]的阶段成果）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3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名人勤学的故事有什么3

他是我国科研队伍中先后受到钱学森、钱伟长、钱令希三位科学巨匠青睐，并得到他们教诲的科学家； 他是我国首艘核潜艇设计的参与者，为核潜艇建造成功贡献了聪明才智； 他在国际上首创的“弹性力学求解新体系”，助推中国计算力学走向世界； 他潜心科研，开拓前行呕心沥血为祖国经济、国防建设争光添彩；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教授，世界著名力学家、我国计算力学奠基者之一钟万勰。

钟万勰院士

名师之后，学习勤奋初展才华

钟万勰祖籍浙江省清德县，1934年2月出生在上海，他父亲钟兆琳教授是我国著名电机工程专家、教育家、中国电机科学及民族电机工业创始人之一，1927年从美国研究生毕业后，怀揣报国之志，毅然放弃美国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到祖国，任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科教授，执教60余载，培养出一大批科技人才，学生中有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中国科学院院士、电机工程学家丁舜年等。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之家，钟万勰从懂事起便受到父亲爱国情怀的熏陶和良好的教育，自他上学起，父亲就鼓励他好好读书增长知识，将来报效祖国，因此他牢记父亲教诲，学习十分勤奋，1952年以优异考入上海同济大学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

入学后钟万勰一如既往的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除了上课认真上学专业课外，课后还自学了柯朗的《数学物理方法》，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教程》，阅读了大量科教书籍，用以扩充自己的知识面。钟万勰有一张珍爱的书签，上面印着马克思的名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书签背面则写着他对这句名言的体会。

如饥似渴的刻苦学习和对科学研究的领悟，大大促进了钟万勰学以致用的能力。读大四那年，钟万勰阅读了原苏联数学弹性力学家穆斯海里什维里的《关于数学弹性力学的几个基本问题》一书，他边看边思考，发现有关各异性接触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发展，于是勇于探索的他决定啃啃这块“硬骨头”，随即钟万勰先是到图书馆查阅、搜集出大量相关资料，然后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专心研究，终于写出一篇题为《各向异性弹性力学中的接触问题》的学术论。校长、著名桥梁工程与力学专家李国豪看钟万勰的论文后赞赏有加，不久专门推荐给了第一次全国力学学会成立大会，引起与会许多力学专家的重视，不少专家称：一个在校大学生能写出如此有见地的论文，实在难得。

1956年，钟万勰顺利完成学业，由于成绩突出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开始从事固体力学、流体力学和变分原理方面的研究。一年后在全国第一届力学学术培训班中，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副所长、我国著名力学家钱伟长慧眼识珠，看中了钟万勰的才能，将他调到身边做了助手，并让固体力学家胡海昌教授具体指导他，这一年钟万勰年仅23岁。

没多久力学所所长钱学森也看好了钟万勰的钻研精神和专业能力，1959年亲自点将，让他到自己刚创建的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主讲理论力学、分析力学。钟万勰理解钱学森的用意，知道他希望自己将来在力学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因此每堂课都认真准备，全力讲好，很受学生们欢迎。

钟万勰与恩师钱令希交谈

遇伯乐，我国首艘核潜艇建造中贡献才智

1962年3月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后，中国科学院力学所与大连理工大学（当时叫大连工学院）签订了一项人才交流协议，不久，在大连理工大学任教的著名力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钱令希来到力学所挑选年轻科研人才，他的学生，十分爱才的胡海昌教授向老师推荐了当时因“反右”运动中替钱伟长鸣不平受过处分，发展受到影响的钟万勰，钱令希了解了钟万勰的才能后，认为钱学森、钱伟长不会看错人，于是排除重重阻力把钟万勰调到大连理工大学自己身边。后来钟万勰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钱令希将他调来的故事也成了“伯乐识千里马”的佳话流传至今。

1962年9月钟万勰来到大连理工大学，入职后，钱令希让他做了助手，为了培养钟万勰的学术研究能力，钱令希先是把自己主讲的结构力学课程交给他讲，后又把协助指导研究生的重担压到钟万勰肩上，与此同时还让他与自己合作完成一些重要科研项目，共同为祖国的科学事业贡献才智，不到一年时间俩人就在1963年8月召开的“全国塑性理论与极限分折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论文《关于壳体极限分析一般变分原理》，在力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开始弹道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60年代初钱令希接到核潜艇耐压壳体的研究任务。这项任务的目的是对耐压壳体在潜艇下潜到极限深度时是否安全提供理论根据，对核潜艇安全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壳体失去稳定性，将会造成艇毁人亡的严重后果。此前我国只是按照苏联的设计资料和提供的设备，仿制了几型常规潜艇，没有自己设计过潜艇，更别说核潜艇了，因此缺乏潜艇设计的标准和规范，尤其是潜艇耐压壳体锥柱结合壳的稳定性设计计算标准，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解决。

在这一切都得白手起家的情况下，钱令希接受任务后，马上组建起包括钟万勰在内的科研团队，成立了理论与实验两个研究小组，任命钟万勰为理论组组长。钟万勰领命后，迅速带领小组人员投入到研究、计算工作中，每天废寝忘食，常常一忙就是大半夜，很快钟万勰凭借扎的实理论功底攻克一道道难题，找到了锥柱壳结合体失稳的不利形式，首战告捷，接着实验组加紧工作迅速验证了钟万勰这一理论成果。获得结论那天，钟万勰兴奋得快步跑到钱令希办公室汇报，钱令希听后十分高兴，连声说：“交卷了，交卷了！”

然而正当钟万勰对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数值计算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开始他还能将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继续工作，后来他被造反派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起来失去自由。虽身处逆境，但钟万勰依然不忘自己承担的核潜艇研究任务，在昏暗的小屋里依靠超强的记忆力，通过对以往研究的回忆，在造反派发的交代材料用纸上坚持完成了未完的工作，并写出一篇对核潜艇设计很有价值论文——《腰鼓形壳体的稳定性问题》，然后巧妙的寻机交给了处境也不乐观的钱令希。钱令希审阅后想方设法寄给了核潜艇工程（即“09工程”）办公室，钟万勰的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应用到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中，为核潜艇建造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还成为我国核潜艇耐压壳设计和计算的规范，先后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

钟万勰到国家橡塑模具工程研究中心考察（右二）

勇于挑战，创建新理论走向世界

上世纪50年代，钟万勰给钱伟长做助手期间，对法国数学大师圣维南提出、美籍俄罗斯力学大师铁木辛柯总结出来的弹性力学求解法产生了质疑，认为这个方法数学求解上的困难，导致它不能得到广泛应用是一大缺陷，于是钟万勰冒出了要碰碰这个难题，解决这一缺陷的想法。一个刚20出头的年轻人对世界级大师创立的经典弹性力学理论产生质疑，可谓“太岁头上动土”。

钟万勰是那种认准了的事就坚定信心去干的人，从此他踏上了一条艰难且漫长的研究破解之路。他在完成好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反复阅读了世界著名数学家赫尔曼·韦尔1939年运用数学进行动力学分析时在国际上首次建立的“辛几何”体系，充分消化后得到启发，开始从结构力学入手将分析动力学与分析结构力学联接起来进行研究，经过3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克服了资料匮乏，“文革”动乱影响等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实现了分析动力学和分析结构力学相互贯通、力学各学科之间交叉和融合，于1993年创立了国际力学领域一个高效、精准、便捷的弹性力学计算新体系—“离散辛数学”体系，完美解决了经典弹性力学理论艰涩难懂，不能广泛应用的问题。这一年钟万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钟万勰创建的“离散辛数学”体系，应用航空航天、电子通信、海上采油、核电开发、机械制造、交通运输、土木建筑等众多领域后，均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1995年钟万勰集多年研究成果出版了《弹性力学求解新体系》一书，钱学森阅读后特地给钟万勰发来贺信，信中写到：“您使弹性力学的工程计算体系适应了电子计算机时代的要求，真是立了大功！”美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航空航天学、固体力学和结构力学专家卞学鐄教授称钟万勰的弹性力学新体系是世界首创。

1996年，钟万勰应邀带着他的“离散辛数学”去力学大师铁木辛柯执教20多年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力学所讲学。斯坦福大学里不少铁木辛柯的弟子都是力学界权威人物，听了报告纷纷报以热烈掌声，并发出感叹：“没想到弹性力学还可以这样改进！”报告会后钟万勰自豪地说：“外国人在这个领域做了这么多年的庄，我们中国人也该占有一席之地了！” 从此钟万勰成为计算力学领域在国际上极有分量的代表人物。

钟万勰（右三）出席中国计算力学大会

开拓前行，屡担重任为祖国经济国防建设增光添彩

上世纪70 年代初，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国际上力学研究和应用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方面我国还是一片空白，为了顺应时代潮流迎头赶上，钱令希院士认为必须尽快开展研究工作，可当时大连还没有计算机，于是1972年初他利用自己在力学界的影响力，以“开门办学”为理由说服当时学校掌权领导，组成了一只以钟万勰为首的小分队到上海开拓我国计算力学。当时全上海仅在市计算中心有两台小型计算机，使用非常紧张，钟万勰经过协商，上海方答应每天半夜12 点前后给他们安排10到15 分钟使用时间。

为了充分运用好这短暂的时间，钟万勰率领小分队废寝忘食的工作，他无论刮风下雨半夜都准时到机房排队，甚至感冒发烧仍坚持上机编程，上海计算机中心的同志都说钟万勰是在“玩儿命工作”。正是凭着这样一种精神，短短半年多时间，钟万勰就带领小分队用当时国内很少人应用的计算机自动化语言，开发出结构分析计算程序软件。

这套软件开发成功后，很快被各类设计单位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先后圆满解决了辽宁体育馆、重庆长江大桥等大型工程关键性的力学分析问题，其中上海电视发射塔的安装就是其中成功案例之一。1972年国庆节前夕的一天，上海市青海路上人山人海，长千上万的市民都来观看电视发射塔的整体吊装，当210米高的庞然大物稳稳当当一次性吊装成功时，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和欢呼声。钟万勰率队设计出的这套软件经过不断完善，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几百个关系国计民生和国防建设的大型工程都使用了它，使我国计算力学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一下缩短了一大截。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要在渤海建造海上石油开采平台。当时海上平台设计在国内还是空白，建造方向外国公司购买设计计算软件，外国人却不卖，提出如果需要我方花钱他们派人来设计计算。有关部门慕名向钟万勰求助，钟万勰了解情况后，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刺激，一句“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之后，接受了任务，随即带领团队投入工作，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软件开发，外国公司得知后十分震惊，当时《中国日报》等国内多家报纸都报道了这一为国争光事件。

1994年，举世瞩目三峡工程开工建设，升船机工程是其中重要项目之一，施工方完成设计方案后，请钟万勰审查，他认真审查相关数据后直言——“这方案不行，可能出问题”。钟万勰认为根据这套方案，升船机提升到109米以后，结构稳定性存在问题，长江上运行的客船，一旦倾覆后果不堪设想。他马上写信给三峡工程技术总负责人张光斗院士和潘家铮院士谈了自己的意见，两位院士都认可钟万勰的意见。不久，施工方根据钟万勰指出的问题拿出修改方案再请他把关，这次钟万勰才审查认可，升船机工程完成后一直安全运行至今。

2007年，在钟万勰的指导下，大连理工大学计算机软件研发团队经过两年多奋斗，将他研发的结构分析计算程序软件拓展成工程与科学计算集成软件平台 ，这个平台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特别是我国航天和核电领域，先后在“神舟”系列载人飞船、“天宫一号”以及很多型号航天器的设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华龙一号”核反应堆推力轴承计算问题。

钟万勰数十年磨一剑，在计算力学方面的建树和取得的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力学界的认可，先后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国际计算力学协会常务理事，被公认为中国计算力学的奠基者之一，如今已年近九旬高龄的他，除了关注、研究国际计算力学前沿课题外，还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带研究生，依然不知疲惫的为中国计算力学的发展忙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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