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哪里的省(重庆属于哪里)
近期不少网友都在问：重庆是哪里的省(重庆属于哪里)，小编也是查阅很多资料，整理了一些相关方面的答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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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是哪里的省(重庆属于哪里) 文章目录：
为什么是重庆？
一座失意已久的城市，1891年，被一个英国人的敲门声惊醒。
开埠通商、抗战陪都、“三线”建设、三峡工程……短短百年光阴，重庆邂逅了所有机遇，被推向时代的潮头浪尖，历尽沧桑，比过去的两千年还要荡气回肠。
文 | 萧春雷 《中国国家地理》专栏
编辑 | 李浩然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华夏边城》，中信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标题为《重庆：留不住的江湖袍哥》，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 九开八闭十七门
重庆是一座奇幻之城。
穿隧道，跨大桥；旋转的街道，无尽的石梯；列车在屋顶呼啸，索道飘然过江；商业都会、防空洞纳凉点、城门公园、轨道交通、挑夫、游轮出港、火锅进洞……其他城市只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重庆还添加了上下两个方位，难怪让人头晕目眩。
（重庆是“三大火炉”之一，战争年代遗留下的大量防空洞冬暖夏凉，被改为乘凉点、火锅店）
为什么把城市建在这样一个地方？成本多高啊！
谈起重庆，老重庆人如数家珍：重庆最早的古城应该在江北嘴，就是战国时张仪筑的江州城。三国李严的时候，江州城就转移到了渝中半岛。重庆的老房子都建在斜坡上，是干栏式建筑。重庆古城依山就势，很有南方特色，比西安古城更精彩，九开八闭十七门，按九宫八卦布局……
民国《巴县志》描述说：“沿江为池，凿岩为城，天造地设。”可以想见它的奇妙壮观。1925年的重庆地图还勾勒出府城的完整轮廓：坐落于渝中半岛的东端，尖部高翘，仿佛少女拇指上精心修饰的华丽指甲。长江和嘉陵江从南北流过，汇流于东北的朝天门。
重庆古城有三大特点：
第一，它是不规则的，找不到东南西北，九大城门一路排开，除了通远门通向陆路，其余8座城门都连接江边码头；
第二，它是扭曲的，陡峭的山头破坏了中轴线，没有一条街道是笔直的、平坦的；
第三，它是立体的，城市分山顶的上半城和山脚的下半城两部分，中间由壮观的石阶坡道相连，重庆府衙、巴县县衙、各省会馆和港市，都拥挤在下半城长江阶地。
说是十七道城门，八道闭门实际是假门，九道开门各有特色。川江号子里有一首《说九门》描述得十分生动：“四川省水码头要数重庆，开九门闭八门十七道门。朝天门大码头迎官接圣，千厮门大包子雪白如银；临江门卖木材木料齐整，通远门锣鼓响抬埋死人；南纪门菜篮子涌进涌出，金紫门对着那镇台衙门；储奇门卖药材供人医病，太平门卖的是海味山珍；东水门有一口四方古井，对着那真武山鱼跳龙门。”
近代重庆开埠后，城市急速膨胀，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1926年开始，在军阀刘湘的推动下，重庆开始了大规模市政建设。因为三面环江，所以扩建的第一波浪潮就是溢过西边的通远门，将数十万座坟冢化为新市区，同时在旧城拆台阶、锯屋檐、铺街沟，拓修马路干道。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重庆基本完成了城市的近代化转型。
2 大山大水
重庆的东北部是山地，但渝西是丘陵低山，主城区坐落的平行岭谷地区，有四条南北向的山脉—缙云山、中梁山、铜锣山和明月山，中间都是低丘宽谷；两条大江—嘉陵江和长江—从西往东流过，在渝中半岛的尖端汇合，接着长江便向东北流经涪陵、万县、奉节，穿越险峻的三峡直下宜昌。
（图为山水重庆城 伍北海 摄）
重庆是长江上游水运中心，通航条件最好的是嘉陵江，从合川可辐射川北平原；其次是沿长江上溯宜宾；涪陵附近的乌江多激流险滩，水运较困难。重庆的平原台地较少，耕地有限，发展农业的条件不好，其优势是地形险要，为航运枢纽，历代一直是川东军事重镇。
中国传统的大城市，多坐落在平原或河流三角洲，通常是一个自然地理单元的中心，有足够的耕地和人口支撑，例如成都、西安和广州。像重庆这样位于盆地边缘的山地的城市，粮食无法自给，在农业时代注定平平庸庸，难以出人头地。
但重庆在军事地理和交通地理上的优势给它带来两种潜在可能：战争时期，它是战略要地；商品经济时代，它可以是商贸巨镇。它得耐心等待属于自己的时代。
生不逢时，郁郁寡欢，古代的重庆淹没在全中国千百座府城之中。
在四川，成都是无可置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汉唐建都西安，四川的省外贸易以成都北上关中为主，重庆完全被边缘化。宋以后江南成为经济中心，出川物资转向长江航道，重庆开始引人注目。清乾嘉时期，长江上下游市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大宗物资交换格局——上游粮食和土特产品出川，下游棉花和手工业品入川，重庆成为长江上游商品集散地，经济地位超过了成都。
据学者林成西统计，嘉庆年间，设在长江航道上的渝关和夔关，税收金额约占全川税关总收入的80%。乾隆年间《巴县志》描述的重庆，已经是“三江总汇，水路冲衡，商贾云屯，百物萃聚”的商贸中心；“巴多逐末”“奢侈相尚”，商业气氛相当浓厚。
在重庆市规划设计院的一间会议室里，彭瑶玲总工程师也给我上了一堂重庆地理课。她播放着PPT讲解：重庆主城区所处的环境是“两江环抱，青山纵隔，城在山上，山在城中”；坐落于海拔185~450米的一层层台地上，依山而建，因水而兴；重庆的气候特点是冬暖夏热，与南京、武汉并称我国“三大火炉”；秋冬雾多，有“雾都”之称；风少，平地大多数时候没有风……
我关心的问题是：重庆的城市空间是如何演变的？是否有足够的建设用地来容纳这个急剧膨胀的特大城市？
“建设用地不成问题。”她回答得很干脆，“重庆城最早在渝中半岛，南北的大江是道坎，所以起初向西发展，一直到沙坪坝；接着造了很多桥，往北、往南，拥江发展。现在往北发展还有很大空间，成本也较低。等差不多的时候，为了加强与成都的联系，将打通隧道，往西发展。按照规划，到2020年，重庆将形成一个特大城市和6个大城市、25个中小城市，主城区人口1200万，城市建设用地1199平方千米，然而我们预留的都市功能拓展区有5276平方千米。用水也没问题，两条大江、一个大湖，再增加1000万人口也绰绰有余。”
没有人能够预言历史。
1927年，重庆的正式人口统计只有20.8万人，还不如杭州与福州。谁也想不到，百年内重庆主城区就成长为一个千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的确，重庆耕地不足，但它另辟蹊径，以工商立市，成为工业时代的宠儿。
3 立德乐叩门
失意两千多年的重庆，终于等来了它的时代，敲门声很粗暴——1888年，英国商人立德乐试图将“固陵”号轮船开进川江，引起全城的惊恐和抵制。
湖北宜昌至四川宜宾这段长江，称为川江，其中数百里明滩暗礁的三峡风光绝美，但航行困难。许多文人墨客吟咏过三峡，唐代诗人李白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没有写到的是每年无数船毁人亡的触礁故事，以及 “轻舟”逆水而上的场景：数百名纤夫爬行于绝壁上的栈道，背负纤绳，一步一步将“轻舟”拖往上游。
英国很希望重庆开埠，从而打开中国西部市场的大门。
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时，李鸿章推说川江峡滩险阻，等轮船能够通航再说，只同意湖北宜昌开埠。条约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这是条缓兵之计——只要轮船无法通过三峡，重庆就没有开埠的问题。
这样一来，我们就要说到立德乐的故事。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出生于英国，19岁跑到中国来“探险”，曾参加洋枪队与太平军作战，还娶了上海工部局一位英国官员的千金为妻。据说他的妻子唇上生须，但很富有。他在宜昌开设立德洋行，弄了艘轮船经营宜昌至汉口的航线。1883年，他雇用了一条木帆船航行21天到重庆，写了本《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的书在英国出版。
李鸿章的计策把英国人阻挡在川江外十几年。立德乐很想把洋行开到重庆去，于是他筹集了1万英镑，在英国订购了一条500吨的“固陵”号轮船，于1888年2月驶抵宜昌，然后又向清政府申请宜渝航线的执照。
这一消息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
当时，川江沿岸的船主、船工、纤夫、装卸工，包括码头的货仓、餐馆、旅栈、花船等行业，数十万人依靠木船运输业生存，唯恐失去饭碗。反对的理由是：峡江险急，难以避让，轮船碰沉木船后如何赔偿人货损失？
清政府无法阻止立德乐冒险，又害怕轮船撞沉木船激发事变，决定让重庆开埠，由中方花12万两白银（约合2.34万英镑）买下“固陵”号给湖北运煤，并约定川江十年内不得行轮。
总理衙门是这样算账的：“行轮患在坏民船，激众怒。通商患在夺商利，损厘金。然既行轮必通商，则兼两害；仅通商不行轮，则止一害。两害取轻，尚是中策。”意思是轮船开到重庆是坏事，还会带来另一件坏事——重庆开埠；立德乐想的不就是重庆开埠吗？索性让重庆直接开埠，条件是禁止川江行轮，至少可以减少一件坏事。
就这样，重庆于1891年3月1日设关征税，正式开埠。
（重庆于1891年开埠）
立德乐倒卖“固陵”号挣了大钱，第一个跑到重庆开设立德洋行。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给他带来新的机会，日本人获得了从宜昌上溯长江至重庆府的权利，英国也跟着“沾了光”。立德乐在上海定制了一条适合川江航道的木壳平底小轮船，命名为“利川”号。1898年2月 15日，60岁的立德乐和妻子在宜昌登上了“利川”号，向礁石林立的三峡驶去。在数百名纤夫的协助下，连拖带驶，经过22天航行，遍体鳞伤的“利川”号于3月9日出现在朝天门码头。这是重庆人见到的第一艘轮船。
“重庆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儒化不足，又叠加西化。”西南大学历史地理所所长蓝勇教授说，“因为儒家文化薄弱，重庆人不讲华夷之辨，开埠后接受西方文化没什么障碍，迅速西化，成为中国西部最早完成近代化的一座城市。后来陪都选在重庆，而不是西安、昆明，一个重大原因就是重庆的近代化程度更高、更完整。”
开埠后的重庆为了让外商“与华商隔别，免生嫌衅”，地方当局指定荒凉的南岸王家沱地区为通商处，重庆海关和后来的日本租界也设在这里。没过多久，南岸就迅速发展起来，洋行、工厂林立，商埠繁忙。不过这一切似乎只留存在记载中。
随着“利川”号首航成功，轮船和军舰开进了川江，但两年后，一艘德籍商轮触礁沉没，给川江航运投下阴影。事实上，直到1910年4月蜀通轮开设每月往返2次的宜渝定期航线，川江轮船航运业的大幕才真正拉开。
许多人曾经预言，川江航线将成为外轮的天下，事实证明他们太悲观了。20世纪20年代，外轮在川江上大行其道时，有一个重庆人怀抱着宏大的梦想，创建了一家只有一艘小客轮的轮船公司，经营嘉陵江航线。数年后，这位名叫卢作孚的人便一统川江，开创了民族航运业的辉煌。
4 卢作孚的抱负
很多人对卢作孚了解很少，只知道他是旧中国“实业救国”的代表，他创建的民生公司垄断了川江航运，冒着日军炮火从宜昌抢运了大量人员和工厂设备入川，100多位职员为此殉国，此外，他还运送了两三百万军队出川抗战。
其实，卢作孚最了不起的贡献，恐怕还在于乡村建设方面；而他的卓识远见、人格魅力，更是令人动容。他让我想起陈嘉庚，另一位华侨实业家，但他的知名度远不如后者。
卢作孚于1893年出生于合川，家境贫寒，只读了四年私塾，早年信奉“教育救国”理念，作为记者、编辑和教师身体力行，后转向“实业救国”办企业。民国元老张群称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实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毛泽东把他列为中国实业史上不该被忘记的四个人之一。
卢作孚自己没有钱，他是总经理，相当于职业经理人，后来大家凑了点股份给他。民生船务发展得很好，但股东们并没有分到多少钱，利润都拿去再投资了。当时最挣钱的并不是搞船运，但是卢作孚说服了大家，没有船运，谁也挣不到钱。股东们都很佩服卢作孚，放手让他经营。
卢家经济拮据，他虽然做过国民政府的高官——交通部次长、粮食局局长，是船王，还身兼数十家企业的董事长，但他只领一份工资，其余都捐给北碚做公益。
北碚在重庆西北60千米的嘉陵江小三峡边，民国年间是巴县、江北、璧山、合川四县交界处，盗匪横行，当地成立了一个维持治安的峡防局，1927年请卢作孚担任局长。
利用这个机会，卢作孚在北碚地区进行乡村现代化建设，包括市政建设、发展实业、园林美化、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全面贯彻自己的社会改革理想，成绩斐然，北碚被称为“陪都的陪都”。
1948年底，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的中国和美国委员5人来北碚参观，大为赞叹：“各委员发现北碚市容，如宽广的街道，各种公共建筑、市政中心，及其他事项，都远非普通中国城市所能望其项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大批知识分子深入农村进行乡村建设，寻找中国发展之道，最有名的是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陶行知在南京晓庄进行的实验。然而卢作孚的北碚实验区从时间、规模、深度和成就来看，都远远超过了前者。如果说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侧重于教育建设、文化建设的话，卢作孚的乡村建设便是全方位的，着眼于乡村“工业化”和“现代化”，他创建了铁路、煤矿、电力、染织等众多实业，还兴建了报馆、医院、博物馆、运动场、西部科学院等公共事业，组织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卢作孚希望北碚经验可以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样本。
卢作孚的许多思想都超越了时代。他说：“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而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他提出了政务公开的原则，要求峡防局“一切公开——办事公开，用人公开，收支款项公开”，1928年创办的《嘉陵江报》就成了政务公开的主要阵地。让人惊奇的是，重庆人能够接受他的思想，许多人支持他的事业。
（图为北碚公园里的卢作孚塑像）
5 愈炸愈强
坐长江索道过江，打车上南山，一路都是泉水鸡的招牌，最后来到抗战遗址博物馆前。黄山是南山的一个山头，20世纪初买办黄云阶买下该山建别墅，故名；抗战时蒋介石的侍从室花重金买下此山，作为国民政府军事指挥中心。
黄山别墅群散落在茂密的树林间，其中云岫楼为蒋介石官邸，附近的草亭住过蒋经国和马歇尔将军，松厅是宋美龄的寓所。别墅之间石径相连，环境清幽，路旁不时出现防空洞。
云岫楼坐落在山顶，青灰色的欧式建筑，两层，四周有大树竹林掩映。尽管如此隐秘，云岫楼还是被日机扔下的一颗炸弹击中，有两名卫士被炸死，蒋介石幸而无恙。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指挥全国抗战，是重庆城市史上的一件大事。
战前，重庆不过是一座普通的内地城市，地位远不如西安、武汉；战后，重庆扬名海内外，变成了一座世界名城，把武汉甩到身后。
重庆的抗战遗址很多。在较场口，有一处“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纪念1941年6月5日大轰炸期间死于防空洞的 2500多名民众。解放碑的前身是抗战时期的“精神堡垒”，1947年，重庆在原址建造了中国境内唯一一座“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由刘伯承改题“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
(图为侵华日军大编队轰炸机群飞向重庆，准备进行轰炸<资料照片，翻拍>）
重庆文史专家杨耀健先生说：“抗战改变了重庆。战前重庆人口30万，战后达到130万。我家也是这时从湖北迁来的，胜利后留在这里。重庆人很包容，这么多人拥进来，却一点都不抱怨。重庆人是从来不投降的，大轰炸死了那么多人，写在墙上的抗战口号却是‘愈炸愈强’。你炸，我就挖防空洞，在山洞里继续生产武器。”
作为战略要地，重庆两次拯救了中央政权：一次是南宋末年，蒙哥率领蒙古大军攻入四川，被阻挡在合川钓鱼城外数十年，蒙哥殒命城下；第二次就是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国民政府陪都，全国抗战的大后方。
1937年11月16日，70多岁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南京写下遗嘱，登船先行入蜀，三天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接着，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一场自东徂西的人口和物资大迁移。
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东部沿海地区纷纷将工厂企业、金融机构、大中专院校和文化科学研究部门迁往西南地区，保存民族实力，准备持久抗战。转瞬之间，重庆成为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工业和文化中心。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重庆更加国际化。
在杨耀健看来，重庆的工业基础是抗战时期打下的。作为民族复兴基地，重庆接收全国各地迁来的现代工厂，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以军工为主，每个月可以武装一个师；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主席判断必有一战，作为三线建设重点城市，重庆又接收了东部迁来的100多个大项目和数十万技术工人，很多大山被掏空，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体系。“一到要打仗，重庆的地位就很重要，这两次机遇，让它转型为一座重工业城市”。
我去探访江北区望江机器制造总厂，过郭家沱，进入丘陵地区的一条山谷，左几栋老砖房，右几座空荡荡的车间，像是已经荒废，没看到成片的大厂区。打电话问专家望江厂到底在哪里，回答是整个山谷十几里都是。原来，为了防止轰炸，厂房是有意分散布局的，这当然会影响生产效率。改革开放后，重庆的军工企业转型生产民品，造坦克的改造汽车、摩托车，仍领一时风骚。
今天回头看，三线建设，重庆是赢家。从一座商业城市变成重工业城市，它都得到倾国支持。
6 重庆人的性格
重庆最早的原住民是巴人，在一波波的移民浪潮中，巴人的血液逐渐冲淡。移民主要来自两个方向：宋元以前来自陕西，明清时期来自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明初和清初有过两次“湖广填四川”运动，改变了重庆的人口结构，例如巴蜀方言原来受北方话影响，如今的四川官话则以湖广方言为基础。
清末重庆有“八省会馆”，移民较多的湖广、江西、广东、福建、陕西、江南、山西、浙江八省（沿用元代的省级行政区划）都建立了自己的乡谊会所，如今东水门边还有湖广会馆和广东公所，雕栏画栋，巍峨壮观。在湖广会馆管理处工作的岳精柱研究员著有《“湖广填川”历史研究》一书。据他介绍，明末清初的战乱、瘟疫导致四川人口急剧下降，史书记载重庆主城区不足百户，清康熙二十年（1681），整个重庆大约只有10万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移民，乾隆四十一年（1776），重庆总人口达到140万，其中移民及其后裔110万人，占绝大多数。
重庆人的性格与人口结构有关。“蜀出相，巴出将”，尚武、忠勇，这是巴人留给重庆人的遗产。“湖广人在整个四川都占优势，但成都有不少陕西移民，重庆则完全是湖广人的天下，强悍、坚韧，还带有一点狡猾。”岳精柱先生说，“移民社会没有宗亲依靠，只好认老乡，大家都自称麻城孝感人，还流行认干亲、结拜兄弟，拉帮结伙。女性很少，很金贵，现在重庆女孩的地位还很高。”
清代移民白手起家，胼手胝足，创造了码头文化和商贸城市。20世纪的另外两波移民潮，一次是百万抗战移民，一次是20万三线建设移民，素质较高，提升了重庆人的文化品位，把重庆变成了一座重工业城市。
重庆的最后一波移民，是20世纪末的三峡库区移民，主要在境内迁移。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建设三峡工程的决议，重庆大量的区县和乡镇被淹没，产生了120万库区移民。为了便于安置移民，根据邓小平的遗愿，1997年重庆市改为直辖市。三峡移民为这座城市做出的贡献是推动重庆成为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
在重庆采访，我经常提出一个问题：重庆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回答大同小异，下列词语较为常见：豪爽、忠勇、尚义、耿直、火爆、急躁、包容、吃苦、乐观、粗俗、热情，等等。
第二个问题：谁是最能代表重庆性格的人？许多人回答巴蔓子。
（图为忠县白桥溪大桥桥头巴蔓子雕像 图源：重庆日报）
巴蔓子是战国时期的巴国将军，《华阳国志》说他向楚王借兵平内乱，答应事成后割三座城池作为酬谢，结果平定内乱后他却不忍割城归楚。为了不食言，他便割下自己的头颅献给楚王。他的行为感动了两国，楚王“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以上卿礼葬其身”。千百年来，巴蔓子一直是忠勇笃信、舍生取义的典范。
但是采访《最重庆》杂志的年轻主编何洋时，他的回答却有所不同。他说巴蔓子精神现在也有争议，像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有点耍无赖的意思，不宜提倡；重庆人不仅豪爽，还善于用脑，会平衡，其实很精明，玩“斗地主”比成都人更在行。
“卢作孚是典型的重庆人吗？”我猛然意识到，几乎没有人举卢作孚代表重庆人，“卢作孚严谨、理性、认真，的确不像重庆人。那么刘伯承呢？”
何洋略略思考了一下，说：“奇怪，卢作孚、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这些重庆的近现代名人，都没有典型的重庆性格。只有一个写《革命军》的邹容像重庆人。”
仔细思考，觉得重庆性格是一个神话，饱含着我们对消逝已久的码头文化的想象与偏爱。实际上，江湖习气妨碍了文化的发展，晚清以前重庆没出几个人物，直到重庆开埠，新思潮、新移民涌入，重庆文化才得到提升，并完成现代转型。
一座工商大都市，不是一群江湖好汉能够运转的，可见重庆人早已具备了现代性；重庆的政治文化之浓厚，一点不亚于成都，足见江湖习气已经淡远。
重庆虎变，斐然可观。
7 码头与火锅
重庆升级为直辖市后，需要更高、更壮丽、更现代的地标，来体现这座城市的行政级别和雄心壮志。新地标总投资211亿元，名叫“扬帆远航”，由建筑大师摩西·萨夫迪设计，包括6座摩天高楼和一个5层商业裙楼，前面4座高楼在空中连接起一座“水晶廊桥”，重庆媒体称它们“既像乘风破浪的船头，又仿如海风吹拂下的风帆”。
重庆人对于“帆船”意象的着迷，反映了他们对航运传统的重视。重庆古城九大城门，有8座面向长江和嘉陵江而开，犹如一艘永不沉没的巨舰，整座城市围绕着城外数十个码头运转。来自各地的船只靠泊在码头上，装卸、转运、补给和守风，源源不断地为这座城市注入财富和生机。如今水运衰落，但码头文化无所不在，仍是最具特色的重庆城市景观。
东水门边的陕西街人山人海，这里有个充满生机的小商品市场。重庆人喜欢热闹，他们总是挑选最狭窄的过道摆设地摊、小吃摊，将通道堵得水泄不通。大街则被汽车塞满，喇叭声响成一片。这时可以看到 “棒棒军”大显身手，他们裸露上身，推拉板车或肩挑背负，在车辆的夹缝中快速穿插。
重庆是山城，动不动就是爬坡上坎，因此诞生了庞大的“棒棒军”队伍，到处有赤着上身的健壮男子，手持一截竹筒和两根麻绳，随时准备出卖劳力，为人负重爬坡。
（老城区坡坎多，“棒棒军”仍有用武之地）
古代重庆的下半城比上半城繁华，如今颠倒过来：下半城破败萧索，上半城解放碑附近成为最时尚的商圈。解放碑旁的较场口，有一条连接下半城的著名坡道——十八梯，还保留着往昔的坡坎景观。漫长的青石板阶梯分成许多段落，蜿蜒而下到江边阶地。
我慢悠悠走下石阶，路灯昏黄，许多房屋已经废弃，瓦砾遍地，野猫神出鬼没；一些杂货店、旅馆、作坊和小吃店还亮着灯，但冷冷清清；上坡的行人很少，人们宁愿多走几步，花1元钱乘凯旋路电梯直升山顶。
重庆很少有科举和官宦世家，正统文化薄弱，主宰这座城市的是商人、行会和码头帮派，形成一种下里巴人文化。码头吞吐着五湖四海的人群，鱼龙混杂，唯有拉帮结派才能生存，民间组织哥老会（又称袍哥）因此崛起，势力极大，甚至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袍哥文化就是一种码头文化，不论阶级和地位，人人称兄道弟，不在乎大是大非，只讲江湖义气。
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不耿直，说话不算话，办事拖泥带水）。”从重庆女子解凤口中，我第一次听到这句口头禅，她津津有味地说了不少袍哥故事。那天，解凤请我们吃火锅，在大礼堂附近老街的一家小店，说是来重庆，一定要吃地道的火锅。“火锅要慢慢吃，到后面味道出来了，越来越麻辣。”
解凤是典型的重庆女人，经济独立，喜欢户外运动，曾驾车直奔珠峰大本营，几年前遭遇抢劫被捅了5刀，胃、肾受到严重损伤，形销骨立，但依然乐观爽朗，好玩。听说她正在牵头组织解氏家族修谱，我吃了一惊。“这有什么关系？没人牵头，我有兴趣，那就我来啊。”她满不在乎地说。重庆女人，真是什么事都能干。
火锅是典型的码头文化产物，属于江湖菜。码头工人劳累了一天，喝酒配菜，就买些便宜的下水和蔬菜，扔进火锅，麻辣重油伺候。重庆城里到处是火锅店。我觉得这座城市也像火锅，没有什么是不能扔进去的，乱七八糟的杂烩，在沸腾的锅里沉浮，都变得麻辣鲜香，像一个个重庆人。
我从小吃赣菜长大，重庆菜的辣对我毫无威胁，但那个麻，让我口服心服。锅里的滚汤渐渐浓缩，花椒味越来越强，我的舌头麻木，嘴唇哆嗦，浑身燥热，一股笑傲江湖的豪情油然而生。我这才明白，重庆人追求的并非滋味，而是让肉体战栗的触觉，一种尽情挥洒生命的酣畅痛快之境。
库叔荐书
《华夏边城》
中信出版社
城市是人类最恢宏的创造物。
偏处一隅的边陲城市，
扎根于当地奇异的地理、历史和风俗之中。
每座城市都独一无二，但边城——
就像那些远离父母关爱的孩子，
身世沧桑，性格倔强，最让人动情。
重庆的市中心在哪里
我国的34个省级行政区具体分为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省的行政中心城市一般称省会，自治地区的行政中心城市一般称首府，直辖市的行政中心城市一般称市区或主城，特别行政区的行政中心城市一般就叫行政中心。这其中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的行政中心往往是与行政区同名的。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不妨先看看近年来的网红城市重庆。
“重庆”一词其实是有大小之分的：所谓“大重庆”是指重庆直辖市，而“小重庆”则是指不含周边区县在内的重庆主城。作为重庆市行政中心的重庆主城和直辖市名称是重合的。事实上北京、上海、天津另外三个直辖市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四个词既可以指四个直辖市，也可以指这四个直辖市的行政中心。此外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行政中心也叫香港、澳门。
相比之下省和省会的名称、自治区和首府的名称一般是不会重合的。我以前在重庆上大学时就见到有些不了解重庆当地情况的外地同学直接在重庆主城搭出租去重庆市下辖的合川区、永川区、涪陵区、万州区这些地方。在他们的印象中重庆市XX区可能就像福州市XX区、广州市XX区一样。其实作为直辖区的重庆是和福建、广东这样的省平级的，而合川、永川、涪陵、万州这几个区其实相当一个城市。
在我国现有的4个直辖市中重庆的面积大约是北京的5倍、天津的7倍、上海的13倍；重庆的人口大约是北京的1.45倍、天津的2倍、上海的1.3倍。作为直辖区的重庆其实在规模体量上大致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省。从重庆主城到东部与湖北省交界处的万州区的距离几乎与万州区到下游的湖北省宜昌市的距离是相当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从重庆主城坐出租车到重庆市与湖北省交界处的区县是个什么概念吗？
即使是在如今重庆主城与万州区之间已通行高铁的状态下也需要花费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才能抵达。十多年前我曾亲眼见识到有外地同学坐出租车跑这么远的距离。其他三个直辖市作为行政中心的主城和下辖区县在距离上都是很近的，然而重庆下辖的区县在地域面积上是相当大的：重庆市下辖26个区、8个县、4个自治县，而重庆主城的面积不到整个重庆市的35%，重庆主城的人口约占整个重庆市的65%。
由此可见重庆市绝大部分地域面积是由区县构成的，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重庆下辖的区县与主城的距离是相对比较远的。重庆为何会在4个直辖市中显得如此与众不同呢？这其实得从1997年重庆从四川分出来成为直辖市说起。重庆和四川在历史上的关系正应了《三国演义》的说法：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夏商周时期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四川属于蜀国、重庆属于巴国，所以重庆、四川两地又合称巴蜀地区。
战国后期秦惠文王灭了巴、蜀两国之后在今天的成都设蜀郡、在重庆设巴郡。当时秦国实行的是郡县两级行政区划制度：秦的县由郡管辖，而郡则由中央直辖，可以说这是重庆历史上第一次直辖，此时的四川和重庆是互不统属的平级关系。到了汉武帝时期在郡之上又设了一级行政单位——州。蜀郡和巴郡都被纳入益州的管辖之下，而益州的州府设在蜀郡，也就是今天的成都，这就是后世重庆归属四川的由来。
重庆自古就是成都的东面门户：一旦巴郡失守则意味着成都门户洞开。汉光武帝刘秀的将领岑彭消灭割据巴蜀地区的公孙述、东汉末年刘备灭刘璋以及东晋时的桓温灭成汉、刘裕灭谯纵都是在攻下巴郡后造成成都无险可守的局面。重庆这种战略地位使其在两汉三国时期的益州实际上成为仅次于州府成都的第二大城市。三国时期蜀汉将领李严镇守川东，巴郡（今重庆）作为川东地区的门户要塞得到大力开发。
公元1189年南宋光宗赵惇继位。赵惇当皇子时的封地恭州就是今天的重庆。赵惇继位后把恭州升级为重庆府。“重庆”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史籍中并一直沿用至今。宋朝的府在地位上高于州，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副省级市，所以从南宋起重庆就已是副省级的级别。元朝灭宋后将重庆并入四川行省。不过此时重庆的地位已经崛起，似乎具备了与省城成都分庭抗礼的实力。
元朝末年作为割据势力的大夏国定都重庆。尽管大夏国没几年就被朱元璋灭了，但曾作为国都的重庆在政治地位上再度有所提升。明清时代四川和重庆一直未分家，但重庆的地位一直在提升：这时重庆已是四川省内仅次于省会成都的第二大城市。光绪十六年（1890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将重庆开为商埠。光绪十七年（1891年）3月重庆海关在朝天门附近设立。
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4月签订的《马关条约》中重庆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到了民国时期重庆已完全具有和四川分庭抗礼的实力：1929年重庆建市。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至此重庆的地位出现了显著的提升：1938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重庆在作为四川省辖市的同时其行政地位照特别市（直辖市）组织开始超过省会城市和其他大城市。
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将重庆升格为直隶行政院之“特别市”（直辖市）。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训令：“明定重庆为陪都”。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重庆以“特别市 陪都”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中心。即使在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重庆依然是直辖市。大西南解放后重庆成为西南委的驻地。西南委是大省概念：管辖着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个省。
当时全国设有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地区工作委员会。这时的重庆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的直辖市由西南委代管。作为由西南委代管的直辖市实际上比今天的省会还要高一级。随着全国形势日渐稳定之后中央与省级行政区之间的六大工作委员会被取消。在这一过程中重庆的直辖市地位也在1954年7月撤销了。撤销直辖市地位后的重庆并入四川省，但仍是一个副省级城市。
60年代的重庆虽已不再是直辖市，但仍是四川省乃至整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当时重庆人口有400多万，而作为四川省会的成都还不到200万。1983年2月重庆成为全国第一个计划单列市试点城市。所谓计划单列市是指省辖市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同时赋予这些城市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所以当时有人形容称：重庆在行政上是地级，在经济上是副省级。
1994年计划单列市正式调整成为如今的副省级城市后重庆依然榜上有名。最终三峡工程成为了重庆直辖的直接诱因：三峡移民有70％属于四川管辖，而属于四川管辖的库区中80％都属于贫困县。然而四川面积太大，省会成都又相对偏西，所以对川东地区的辐射力有点远。事实上中央最初的设想还不是设重庆直辖市，而是设立省会在湖北宜昌的三峡省。
三峡省的构想范围包括湖北宜昌以及四川的万县、涪陵、黔江（皆为地级），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当时三峡省的筹备组都成立了，但考虑到三峡工程作为国家级的百年大工程不宜操之过急，所以中央在经过认真权衡之后于1986年5月撤销了三峡省筹备组。在三峡省筹备组被撤销后重庆直辖这一方案开始吸引中央的目光。当时全国十大城市中的非省会城市只有大连、青岛和重庆。
重庆是四川第二大城市，在经济上又是计划单列市，所以各项经济、财务指标容易与四川省划开。如果将重庆设为直辖市可以充分发挥重庆作为特大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从而带动川东地区乃至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当时重庆市和万县市、涪陵市的移民任务占三峡库区的2/3以上。设立重庆直辖市将移民工作统一管起来利于国家对三峡库区开发性移民政策的落实、资金的统筹安排和管理。
原来的四川、湖北、湖南、贵州交接处的数十个县大部分都是贫困县。重庆与西南各省和长江上游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以重庆市为中心，川、黔、滇三省部分地、市参加的重庆经济协作区多年来的工作促进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历史上四川省由于所辖人口过多、行政区域过大给行政管理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汉末三国、中晚唐等历史时期东川地区和西川地区就曾历经过多次分分合合。
设立重庆直辖市利于进一步发挥其区位优势、“龙头”作用、“窗口”作用和辐射作用。直辖后通过重庆的总体招商、采购的扩大和路网的建设将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重庆直辖后可以作为中心城市带动原川东地区的发展。同时四川也可以在重庆直辖后集中精力抓好其他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在重庆正式直辖之前国务院已于1996年9月批准：四川省将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委托重庆市代管。
当时重庆为解决管理农村人口多、面积大、移民任务重的问题陆续增设了移民、扶贫、农业和农村工作机构。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运行后重庆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管理原川东地区的万县、涪陵、黔江等地的移民、农村等工作的经验。重庆直辖还有国防安全上的考虑：我国的产业布局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一旦在爆发战争的状态下这些地区恰恰是最先受到威胁的。
因此我们的国防布局需要在西部大后方打造一个战略支点。地处内陆盆地的重庆多面环山。重庆作为西部最大的城市有着门类齐全的机械加工、机电产业等产业体系，重庆周边地区还有丰富的煤和天然气等矿产资源。这里曾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地处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使其在交通上的优势得天独厚。将重庆升格为省级行政区有助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又利于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还能在国防上打造西部战略支点。
抗战时期和建国初期的重庆直辖市只包括今天重庆市区及其周边地区，不包括今天的涪陵、黔江、万县等地。然而中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原因之一就是推动三峡工程建设。当时的川东地区恰恰正是三峡工程所涉及的重要地区，所以涪陵、黔江、万县等地也就被划归重庆管辖。这使重庆实际上相当于拥有了一个中等大小省份的规模。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
重庆由此从四川省划分出来成为直辖市，同时将四川东部地区的涪陵市、黔江地区以及原万县地区的九县一市划归重庆，重庆因此成为了我国4个直辖市中地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政府机构正式挂牌成立。这样我们就基本说完了大重庆（重庆直辖市）的形成过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小重庆（重庆主城）的演变过程。
重庆主城是由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大渡口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9个中心城区共同组成的。这9个区属于重庆主城中心城区，和上文提到的涪陵区、万州区、黔江区是不一样的。这点也是容易被一些外地朋友所混淆的：他们以为涪陵区、万州区、黔江区也像主城九区一样在地理上挨得很紧密，所以才会从重庆主城坐出租车去这些区县。
重庆直辖以前乃至直辖后的早期阶段渝中区被视为是重庆的市中心，而位于渝中区的解放碑又被视为是市中区的中心。自从重庆解放以来市委市政府等领导机构就常年在渝中半岛扎根办公，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公安局、检察院等政府机构均聚集在渝中半岛，所以渝中区当年在政治地位上是绝对的市中心，同时渝中区在经济地位上也是当时重庆的市中心。
当年渝中区的解放碑是重庆市区中商业氛围最浓厚的繁华地段。当年的重百、新世纪、大都会、国泰、得意世界、重庆饭店、重庆宾馆、雾都宾馆、渝州宾馆等高档消费娱乐场所基本上都云集在渝中区。当时的重庆老城还没如今的九个中心城区，那时只有所谓的老城六区（渝中、九龙坡、沙坪坝、南岸、江北、大渡口）。除了渝中区之外其他五个区基本上都是以厂矿和农村。
当年的重庆是一个以重工业闻名的城市，也就十多年前重庆还被称为雾都，后来在几届市委市府的努力下蓝天白云总算是多了起来。当年的重庆有很多厂矿企业，反而是商业氛围没今天这么浓厚。那时重庆的高档商业区基本上都集中在渝中区，其他几个区只有正中的一个小转盘相对比较热闹。老重庆因此留下了一句俗语：“宁要渝中一张床，不要他区一栋房”。
重庆直辖以后在市政规划建设上开始呈多组团多中心扩散式点状组团式发展。如今的重庆经过直辖后2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一个组团式城市。如今的重庆尽管也有内环外环之分，但并不像别的城市那样有一个明显的市中心。如今的主城九区各有自己的中心，而且有些区域可能还不只一个中心。如果以最新的重庆21区大都市区范围来衡量，那么原重庆老主城九区为中心城区（市中区）。
这其中又尤以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组成的“两江四岸”为重庆市的核心城区。当年被视为市中心的渝中区如今属于“两江四岸”核心城区中的一员。渝中区无论再老，可在重庆的政治地位是无可撼动的：重庆市的党政机关、公检法院等单位如今仍主要聚集在渝中半岛。被两江包围的渝中区在两江四岸中占了两条江和两边岸，所以在区位上也是实打实的“两江四岸”的核心。
如果说渝中区如今仍是重庆在政治上的市中心，那么江北嘴有可能成为重庆的金融中心。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国家级战略金融中心，是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国际化窗口。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具有“ 国家中心城市” 区域制高点与国家 “一带一路” 战略导向双重复合的唯一性，具有中西部其它区域难以达到的国家层面的战略高度，因此被誉为“长江上游的陆家嘴”、“中国金融第三区”。
如果以当前商圈经济繁华的程度来衡量，那么目前重庆的商业中心是解放碑和观音桥两大商圈。此外杨家坪商圈、沙坪坝商圈、南坪商圈、大渡口商圈、大坪商圈等以点状分布构成重庆的次级商业中心。重庆和其他大城市不一样：整体为点状发展从而形成了多组团多商圈的格局，所以从政治、金融、商业等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衡量可以给重庆划出多个中心。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政治中心渝中区、金融中心江北嘴以及解放碑、观音桥两大商业中心之外重庆还有以大学城为核心的科教文化中心。目前重庆的城市规划就是要发展分布承担政治、金融、商业、科教等不同职能的中心点，所以重庆的政治中心、金融中心、商业中心、科教中心并不是集中在一地的。如果我们放眼于重庆未来的城市发展导向来看，那么两江新区和高新区也许将成为未来重庆城的中心。
重庆直辖以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悄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如今的重庆变成了中国人口多、面积最大的直辖市；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山城；变成了中国唯一的桥都；变成了中国西部最大的交通枢纽城市；变成了中国三大夜景城市之一；也成为了抖音、快手上的热门网红城市。如今的重庆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国际化大都市；是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金融、科创、航运和商贸物流中心。
重庆在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是重要的战略支点，同时也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重要联结点以及内陆开放高地。重庆作为中国西南地区融贯东西、汇通南北的综合交通枢纽拥有中国内陆八大空港之一的江北国际机场，有规划建设的三环十二射多联线高速公路网络，有规划建设的米字形高速铁路网络，又有长江黄金水道和良好的深水港码头，是中国长江上游地区唯一汇集水、陆、空交通资源的特大型城市。
在过去的十来年间重庆的发展一路向北：从观音桥到新牌坊，从人和到汽博，从照母山到礼嘉，从悦来到蔡家，再到水土北碚……当年的渝北区还是一个农业乡村小县，如今却已发展成为主城九区中GDP长期领跑的一个区。随着成渝经济圈被提上国家战略日程后重庆开始全面西进。重庆向西是个立足重庆又超越重庆的概念：成、渝两地互相交流、优势互补将会是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
明明是在湖北省，却一点也不“湖北”：重庆味道的湖北恩施州
恩施，作为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它却不太“湖北”，这片古老的土地与荆楚大地“格格不入”，大有区别。
第一次去恩施，其目的地是恩施地心谷，虽沉浸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壮美中，但这里的民俗风情令我很难将它与湖北联系在一起。
印象中的湖北是武汉、仙桃、荆州、襄阳、随州等城市的模样，并且这些城市的身上有着明显的湖北味道。
但恩施州不同。
地处鄂、湘、渝三省（市）交汇处的湖北恩施州，夹藏在武汉与重庆这两大“火炉”之间，自古就扮演着“川蜀咽喉，荆楚屏障”的重要角色。
那么恩施究竟哪些地方“不太湖北”呢？
恩施人说话“不湖北”。第一次和恩施人聊天，我霎时间以为对方是四川人或重庆人，但他却是地地道道的湖北人，却讲着一口与西南官话川渝片口音极其相近的方言。
恩施朋友说，他们恩施人外，只要一张口，也常被误认为是四川人或重庆人。虽然他们是湖北人，但与四川人或重庆人用方言交流起来丝毫没有压力。
恩施风味“不湖北”。去过恩施两次，虽然没有品尝所有风味，但具有代表性的，地方特色的美食小吃都没有错过。
综合发现，恩施的风味包含了重庆的麻、湖南的辣、贵州的酸，其中，重庆味道尤为浓厚。
恩施人喜酸嗜辣，口味接近四川，贵州和湖南。恩施之旅中，印象最深美食是合渣、小土豆、酸汤鱼、各种锅子和烤鱼。
恩施地理构造“不湖北”。它东连荆楚，南接潇湘，西临渝黔，北靠神农架，在延续了云贵高原东部的同时也承接了四川盆地的边缘 。
山地风貌有大峡谷、原始森林、天坑等，在这里“两山咫尺行半天”在这里是一种常态，巫山山脉、武陵山脉、齐岳山脉，并形成三山鼎立之势，江汉平原的鱼米之乡，与这里相距甚远。
除了方言、风味和地理“不湖北”，恩施的历史文化就“更不湖北”了。如果说湖北的文化
恩施是古巴国的发祥地，土家是古代巴人后裔，这里有近一半的人口被识别为土家族， 这里依旧保持着古老的“巴人遗风”。
巴国在是先秦时期西南地区的一个国家，它因盐而兴，因盐而亡。远古的巴人把盐称作“巴盐”，“盐巴”。巴人用“盐巴”与周边民族展开贸易，建立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东方乐土。
那时的恩施，属巴国的南郡，生活在这里的人被称为“蛮”，亦叫“南郡蛮”。后来巴国后被秦国所灭，部分巴人退居到今天的武陵地区，并与当地的一些部族相融合，形成土家族。
今天的恩施州，依旧是保存了许多巴文化、巴渝文化、巴蜀文化的人文古迹，其中，恩施建始县地心谷景区的“巴盐古道”尤为珍稀。
这条藏在鄂西大山深处的千年古道，因现代化交通的发达，早已作古，但被《中国国家地理》誉为“中国第五大古道”。
除了“巴人遗风”，恩施文化中也有着“土司家族”的深厚历史。在鄂西南地区，势力最强大的土司的就是明清时期的容美土司。
鼎盛时期东接荆楚，西连巴蜀，南达洞庭湖，北邻江汉平原。清雍正皇帝曾在奏折中写道：“楚蜀各土司中，唯容美最为富有”。
虽然古时的鄂西南地区难以开发，且远离中原王朝，但容美土司家族对中原文化十分崇尚，数代人饱读诗书，工于诗文。
出身土司家族的田九龄曾写道：“藏真已自依山饵，不待桃花始避秦”。因为这样，后人很自然地就把“武陵山中”的那个桃花源对应了起来。
绣制艺术“不湖北”。说到湖北的绣制艺术，我的脑海里不由想起流行于荆沙、武汉、洪湖一带的汉绣。作为古楚之地，武汉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为汉绣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土壤。
但在恩施，却是另外一种古老的制秀艺术，西兰卡普是土家族特有的编织工艺品，意为“打花被面”，被称作“土家之花”。过去土家姑娘出嫁时，必备“西兰卡普”。
虽然西兰卡普的起源和发展，在史籍中只有零零碎碎的记载，但土家族长于织作的悠久传统一直保留下来，成为历史长河中独特的一支奇葩。
建筑风格“不湖北”。提到古建筑，印象中的湖北古建筑充满楚韵，但在恩施，吊脚楼是最具代表性的民居建筑。
恩施土家人分布呈现出小聚居的特点，大山中有许多土家族吊脚楼群，如小溪古村落、宣恩彭家寨、咸丰麻柳溪、宣恩庆阳老街等。
看到这些吊脚楼，不由想到渝东南及桂北、湘西、黔东南地区，但在湖北，如果不是对地理尤为清楚和了解的人，可能是一下子不会想到恩施也是如此。
尽管恩施属于湖北省，但无论是地理、风俗、饮食还是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它都能轻易和鄂东广大地区分别开来，因此总显得不太“湖北”。但它无疑是荆楚大地上的一颗独具特色的璀璨明珠，令湖北旅游愈发丰富多彩。
恩施，作为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它却不太“湖北”，这片古老的土地与荆楚大地“格格不入”，大有区别。
第一次去恩施，其目的地是恩施地心谷，虽沉浸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壮美中，但这里的民俗风情令我很难将它与湖北联系在一起。
印象中的湖北是武汉、仙桃、荆州、襄阳、随州等城市的模样，并且这些城市的身上有着明显的湖北味道。
但恩施州不同。
地处鄂、湘、渝三省（市）交汇处的湖北恩施州，夹藏在武汉与重庆这两大“火炉”之间，自古就扮演着“川蜀咽喉，荆楚屏障”的重要角色。
那么恩施究竟哪些地方“不太湖北”呢？
恩施人说话“不湖北”。第一次和恩施人聊天，我霎时间以为对方是四川人或重庆人，但他却是地地道道的湖北人，却讲着一口与西南官话川渝片口音极其相近的方言。
恩施朋友说，他们恩施人外，只要一张口，也常被误认为是四川人或重庆人。虽然他们是湖北人，但与四川人或重庆人用方言交流起来丝毫没有压力。
恩施风味“不湖北”。去过恩施两次，虽然没有品尝所有风味，但具有代表性的，地方特色的美食小吃都没有错过。
综合发现，恩施的风味包含了重庆的麻、湖南的辣、贵州的酸，其中，重庆味道尤为浓厚。
恩施人喜酸嗜辣，口味接近四川，贵州和湖南。恩施之旅中，印象最深美食是合渣、小土豆、酸汤鱼、各种锅子和烤鱼。
恩施地理构造“不湖北”。它东连荆楚，南接潇湘，西临渝黔，北靠神农架，在延续了云贵高原东部的同时也承接了四川盆地的边缘 。
山地风貌有大峡谷、原始森林、天坑等，在这里“两山咫尺行半天”在这里是一种常态，巫山山脉、武陵山脉、齐岳山脉，并形成三山鼎立之势，江汉平原的鱼米之乡，与这里相距甚远。
除了方言、风味和地理“不湖北”，恩施的历史文化就“更不湖北”了。如果说湖北的文化
恩施是古巴国的发祥地，土家是古代巴人后裔，这里有近一半的人口被识别为土家族， 这里依旧保持着古老的“巴人遗风”。
巴国在是先秦时期西南地区的一个国家，它因盐而兴，因盐而亡。远古的巴人把盐称作“巴盐”，“盐巴”。巴人用“盐巴”与周边民族展开贸易，建立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东方乐土。
那时的恩施，属巴国的南郡，生活在这里的人被称为“蛮”，亦叫“南郡蛮”。后来巴国后被秦国所灭，部分巴人退居到今天的武陵地区，并与当地的一些部族相融合，形成土家族。
今天的恩施州，依旧是保存了许多巴文化、巴渝文化、巴蜀文化的人文古迹，其中，恩施建始县地心谷景区的“巴盐古道”尤为珍稀。
这条藏在鄂西大山深处的千年古道，因现代化交通的发达，早已作古，但被《中国国家地理》誉为“中国第五大古道”。
除了“巴人遗风”，恩施文化中也有着“土司家族”的深厚历史。在鄂西南地区，势力最强大的土司的就是明清时期的容美土司。
鼎盛时期东接荆楚，西连巴蜀，南达洞庭湖，北邻江汉平原。清雍正皇帝曾在奏折中写道：“楚蜀各土司中，唯容美最为富有”。
虽然古时的鄂西南地区难以开发，且远离中原王朝，但容美土司家族对中原文化十分崇尚，数代人饱读诗书，工于诗文。
出身土司家族的田九龄曾写道：“藏真已自依山饵，不待桃花始避秦”。因为这样，后人很自然地就把“武陵山中”的那个桃花源对应了起来。
绣制艺术“不湖北”。说到湖北的绣制艺术，我的脑海里不由想起流行于荆沙、武汉、洪湖一带的汉绣。作为古楚之地，武汉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为汉绣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土壤。
但在恩施，却是另外一种古老的制秀艺术，西兰卡普是土家族特有的编织工艺品，意为“打花被面”，被称作“土家之花”。过去土家姑娘出嫁时，必备“西兰卡普”。
虽然西兰卡普的起源和发展，在史籍中只有零零碎碎的记载，但土家族长于织作的悠久传统一直保留下来，成为历史长河中独特的一支奇葩。
建筑风格“不湖北”。提到古建筑，印象中的湖北古建筑充满楚韵，但在恩施，吊脚楼是最具代表性的民居建筑。
恩施土家人分布呈现出小聚居的特点，大山中有许多土家族吊脚楼群，如小溪古村落、宣恩彭家寨、咸丰麻柳溪、宣恩庆阳老街等。
看到这些吊脚楼，不由想到渝东南及桂北、湘西、黔东南地区，但在湖北，如果不是对地理尤为清楚和了解的人，可能是一下子不会想到恩施也是如此。
尽管恩施属于湖北省，但无论是地理、风俗、饮食还是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它都能轻易和鄂东广大地区分别开来，因此总显得不太“湖北”。但它无疑是荆楚大地上的一颗独具特色的璀璨明珠，令湖北旅游愈发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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