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在哪个方位(五星所在的位置)
近期不少网友都在问：五星在哪个方位(五星所在的位置)，小编也是查阅很多资料，整理了一些相关方面的答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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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在哪个方位(五星所在的位置) 文章目录：
王珍：五星红旗在马德里升起，轰动世界
“46年前，当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中心升起的时候，整个西班牙、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了。”回忆起中国与西班牙建交初期的故事，曾参与过中国驻西班牙使馆筹建工作的中国前驻外大使王珍至今印象深刻。
图为1973年10月18日西班牙国家元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左二）接受首任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陈肇源（左三）递交国书时的场景，王珍（右一）当翻译。
1973年3月9日，中国和西班牙建交，在当时的世界上引起轰动。自那年起，中西两国的交往经历了一个从零开始的过程。而在中西建交初期，中国驻西班牙使馆面临筹建的艰巨任务。时至今日，王珍回忆起那些难忘的时刻，依然激动不已。
红旗升起
中西建交伊始，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还没有属于自己的馆舍，而是租用了马德里市中心“皇宫饭店”的半层楼作为中国驻西班牙使馆的临时办公场所。
1973年6月，王珍一行11人身着中山装进驻“皇宫饭店”。王珍回忆说，在他们抵达马德里前两天，五星红旗已经在“皇宫饭店”上空高高飘扬起来了。当时马德里很多市民到饭店门口驻足观看，很多人都在问这是哪个国家的国旗，当有人告知这是中国的国旗时，大家都感到很惊讶。王珍一行人的到来更是引起了马德里市民的好奇，他们纷纷赶来，希望了解中国人，看看与此前西方世界描述的是否一样。
当时，西班牙王国元首是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佛朗哥领导的西班牙跟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件轰动欧洲、轰动世界的大事。
“那个时候，双方都需要进一步了解，我们最初了解到的西班牙也多是从电影中来的。尤其是经历二战之后，许多国家的人们对西班牙形成了‘刻板印象’。”不过，深入到当地后，王珍发现，西班牙人和中国人民一样，同样是和蔼可亲的，对中国人民很友好。
王珍回忆说，正因为此前缺乏交往，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工作人员进驻“皇宫饭店”以后，尽管警卫森严，很多马德里市民还是想利用各种机会跟使馆工作人员聊一聊，了解中国的情况。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设立之后，开始主动与西班牙各界进行交流和交往。王珍用“广交朋友”来形容当时的情景。
其中，较早一位与中国使馆往来的重要朋友——时任巴塞罗那省议会主席的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也就是之后的国际奥委会主席。
萨马兰奇曾向中方透露：中国重返联合国后，佛朗哥之所以决定尽快同中国建交，是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这样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未来一定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王珍清楚地记得，在首任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陈肇源向佛朗哥递交国书时，佛朗哥在讲话中提到，对毛泽东主席的军事思想和他在建立新中国以后领导新中国迅速改变面貌是很敬佩的。“这些因素促成了西班牙当时和中国建交。”
寻找馆舍
与西班牙初期建交，“皇宫饭店”虽然硬件条件很好，但作为外交机构办公地点并不合适，有诸多不便，最大的不便是不利于安保。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珍和他的同事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开会研究工作，在饭店里不行，他们就到“皇宫饭店”对面一个休闲公园去开，分批进行，如闲庭信步在草坪上聊天一样。“往往是我们刚坐下，骑警就过来‘巡逻’，看我们平静无事，他们转一圈就走了，有时还友善地跟我们打个招呼、敬个礼。”王珍说。
这种特殊的工作状态持续了大约一年时间，不方便在饭店里讲的，全都在公园里讲。
建馆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找长期馆舍，王珍他们一边工作一边找房子。长期馆舍不同其他房子，地点要闹中取静，位置要安全方便，规模要适当，价格要合理，费用要与国力相适应，但又要有发展眼光。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很难，所以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找到合适的长期馆舍。
直到几年后，中方在阿尔图利奥·索比亚大街135号买下了馆舍。通过翻修改建，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了办公要求。“建馆班子团结奋斗，在完成大量外交事务和交友工作的同时夙夜在公，为寻找馆舍不辞辛劳，付出了大量心血。”王珍说。
礼仪变通
1973年3月9日中国与西班牙建交，直到10月18日，西班牙国家元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接受首任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递交国书。因为外交礼仪的不同，当时还发生了一件连西班牙国内主流媒体都无从得知细节的故事。
西班牙是王国，按照礼宾传统，递交国书当天，西班牙王国典礼局要派豪华马车接中方使馆人员一同前往王宫。不过，坐马车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外交礼仪。而改变礼宾传统，西班牙方面也很为难。中西两国礼宾部门交涉了好几次，最后接受了中方变通的办法。
“我们当时的要求是穿中山装、坐礼宾车，按照现代的礼仪向西班牙元首递交国书。”王珍回忆说，递交国书除了要坐王室马车，还有一个特殊的礼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方也有差异，但中国使馆和西班牙礼宾部门之间本着相互理解、友好协商的态度达成了谅解，递交国书仪式顺利完成。
中国与西班牙建交是件历史大事，举世瞩目。递交国书的第二天，媒体肯定会广为报道，但递交国书没有坐马车，传统的礼仪变了方式，媒体不免要追问。西班牙王室典礼局该如何回应呢？
“第二天，我们在西班牙主流报纸上看到，有记者问典礼局，为何没有按照传统仪式？结果，典礼局回答，王室马队的马感冒了。”王珍笑着说。
这个小插曲如今看来可为笑谈，但在当时，却体现了中西两国间难能可贵的情谊。“这种理解、协商、合作的精神在中西建交46年来的交往中一以贯之，得到充分的体现。”
王珍认为，相互信任、平等互利是中西关系发展的基础。在一些重大时间节点上，双方都体现出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政治远见。西班牙已经成为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现在，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欧班列成为中西合作的重要标志，中西关系呈现出更加广阔灿烂的前景。
人物简介
王珍
1967年分配进外交部，先后在中国驻赤道几内亚、西班牙、厄瓜多尔、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等国大使馆工作，曾任二等秘书、一等秘书、政务参赞、特命全权大使等职。在外交部曾任西欧司副处长、政策研究室参赞、拉美司副司长，2003年12月起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2008年7月退休后开始从事智库和公共外交工作，现为高级研究员。
流程编辑：洪园园
当今NBA联盟到底有没有五星球队？所谓的“星”指的是什么？
自从2018年7月3日德马库斯-考辛斯加盟金州勇士以后，顿时间震惊整个NBA联盟，随之而来的就是“五星勇士”这个词组的诞生。并且NBA著名解说员王猛老师曾经一度喊出“NBA已经大结局”的口号，当然，另一位NBA著名解说员杨毅老师持反对态度，并且在某一个夜晚与王猛老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至于NBA是否已经大结局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讨论，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目前的勇士到底算不算五星球队？
所谓的“星级球员”指的就是“全明星球员”，也就是说，只有这名球员本赛季通过自己的表现之后，被选进了全明星，才算是“星级”球员— —那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首先我们用排除法。凯文-杜兰特属于当今联盟数一数二的锋卫摇摆人，身高206厘米基本上打谁都是错位，所以他的中距离投篮非常无解，本赛季截止到目前，凯文-杜兰特场均狂轰27.6分6.9篮板5.8助攻1.2盖帽的恐怖数据，外加51.3%的投篮命中率和36.2%的三分球命中率，真实命中率高达62.6%，投篮效率56.4%，看到这里我相信杜兰特是联盟的翘楚— —勇士加“1星”。
史蒂芬-库里本赛季的表现相当劲爆，场均狂砍28.4分5.3篮板5.2助攻1.3抢断的完美数据，外加48%的投篮命中率和43.5%的三分球命中率。虽然库里在防守端的表现称不上出色(防守效率111)，但是他可以在进攻端摧毁你(进攻效率121)，一直打到你服为止，他那高达61%的投篮效率更是无解— —所以勇士再加“1星”。
克莱-汤普森属于当今联盟的顶级射手，不但场均可以交出22分3.9篮板2.3助攻1.1抢断的全明星数据，而且本赛季还有过单场飙中14记三分球的巅峰时刻。所以勇士再加“1星”。
那么问题来了，勇士的第四颗星在哪里？
德拉蒙德-格林吗？这位大哥本赛季截止到目前代表勇士出战48场比赛，场均贡献7.1分7.4篮板7.1助攻的数据— —也许我们只看数据，格林的表现还真不错，但是当你看到他25.6%的三分球命中率和48.5%的投篮效率，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毫无疑问，格林今年没有入选全明星，他就是一名角色球员。
德马库斯-考辛斯？本赛季代表勇士出战16场比赛，场均贡献15.8分8.1篮板3.2助攻1.3抢断1.4盖帽的数据，身为内线球员，德马库斯-考辛斯的投篮命中率低至45.7%，三分球命中率更是惨不忍睹，只有27.1%。而且考辛斯在防守端的表现很不稳定— —参考火箭打勇士的比赛，保罗都快把考辛斯打废了，平心而论，考辛斯本赛季的表现算是全明星球员吗？
咱们可以反向推理，如果格林和考辛斯算是星级球员，那么雷霆的亚当斯、格兰特和施罗德算不算全明星球员？为何所有人都管雷霆叫“双子星”。火箭的卡佩拉、法里德和戈登算不算全明星球员?他们的数据不比格林和考辛斯差，我是不是也可以喊一声“五星火箭”。更有意思的是，自从小加索尔加盟猛龙以后，又出来一个“五星猛龙”，哈里斯加盟76人以后，又有人喊“五星76人”，但是我找了半天都找不到76人的第五星在哪呢？
寻访红色印记｜重庆解放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5月8日，观众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参观国家一级文物“重庆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1949年11月30日凌晨，眼看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匆忙乘坐飞机逃离重庆。当天傍晚，解放军先头部队分几路从朝天门、储奇门等地进入市区，重庆宣告解放。
1949年12月1日，当涌上街头的群众来到抗战胜利记功碑(现解放碑)时，看到其顶上高高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一时群情激奋，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
如今，这面“重庆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珍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见证着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这面红旗是怎么来的?用什么制成?又是谁插上去的?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为你揭开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迎接解放
育才师生用被面缝制红旗
走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这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一级博物馆用大量珍贵文物，清晰地勾勒着这座城市的记忆。
“这就是重庆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它用红绸被面和黄纸制成。”在讲解员高洁的指引下，重庆日报记者看到一面红旗叠放整齐，静静地躺在玻璃展柜中，已有些褪色，针脚也略显粗糙。
高洁称，这面红旗是由育才学校师生用红绸被面缝制。1980年，原重庆市博物馆得知该红旗的线索后，便派征集部工作人员持介绍信，从育才学校梁承栋老师处征回，一直馆藏至今。
“时光荏苒，如今虽70多年过去，育才学子每每在博物馆看见这面红旗，心中都会涌起一股别样的自豪感和责任感。”重庆育才中学校党委书记郭华称。
据育才老校友骆忍石在《山城的红旗》一文中回忆：“在解放军还未到来之前的十一月，育才学校师生就商量制作国旗。赵义熙老师和苏永静老师用同事梁承栋老师提供的一幅宽大的红色绸被面，认真按照当时《群众》杂志上刊登的国旗尺寸标准制作。由于旗子很大，他俩干脆把绸子铺在自家的地板上，苏永静老师爬在地上一针一针地缝。我和一些老师、同学站在那里围看，我透过泪花模糊了的双眼，激动地感受着这伟大而令人难忘的时刻。”
1949年12月1日，为迎接解放军进城，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红岩小学三校师生，怀着无比兴奋和喜悦的心情，高举着自制的五星红旗，敲锣打鼓，扭起秧歌，走在游行庆祝群众队伍的前头。大家从红岩村出发，一直游行到小什字，最后把这面五星红旗插到了抗战胜利记功碑上，使山城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红色学校
见证了先辈用生命铸就丰碑
为什么是育才学校的师生自发地制作出山城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这并非偶然，育才学校从创办开始就有红色基因。抗战时期，学校一直受到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怀与支持，被称为‘国统区的小解放区’、大后方的‘小延安’。”郭华称，育才学校成立之初就有两个平行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一个党支部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领导，主要成员为学校的专家学者;另一个由中共四川省委下属的北碚中心县委领导，主要成员为青年教师和年龄大的学生，江竹筠就曾经直接领导过这个党支部。两个平行的党支部的共同任务是支持、协助陶行知办好育才学校。
然而，育才学校的办学历程并不顺利，当时国民党政府非但不给经费支持，还常常阻挠、刁难，甚至是直接封杀。
陶行知曾撰文称:“最近几个月，我们是过着别有滋味的日子，终日与米赛跑，老是跑在米的后面……这时所有的存款都已垫到伙食上去了。向本地借来的四十石谷子也吃完了，向银行借来的三万元也花光了……”
1940年9月，周恩来得知情况后，与邓颖超等同志一起前往古圣寺看望育才师生，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并在他们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代胜似一代”的题词，还捐款400银元资助学校购买体育器材。
1943年，周恩来还特地托人送给陶行知一件毛衣和一套南泥湾垦荒生产自救运动时拍摄的照片。陶行知受到启发，便带领师生开荒种地，生产自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家吃饭的难题。
育才学校老校长李能寿曾回忆说，他于1948年到学校工作，在学校感受到如同解放区一样的阳光和温暖，那时学校的学生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介绍来的，大家思想活跃，向往解放区。虽然学校外面还有特务的严密监视，但老师和学生们仍关起门来，搞起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唱解放区的歌曲、排演进步话剧等，滋养了无数追求进步的青年人。
“陶行知是一位坚定的教育救国论者，他认为要改造落后的中国，应先改革中国的教育，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教育’思想，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注重教育与生活的结合、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教与学、理论与实践的合一。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育才学校共有300多名师生走上革命的道路。”育才中学校长张和松介绍说。
如今，重庆育才中学仍秉持陶行知老校长的赤诚之心、家国之情，坚持“行知育才，教育为公”办学理念，发扬“大爱、奉献、求真、创造”精神，积极传播行知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续写着属于新时代的红色育人故事，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狱中红旗
又一面值得永远铭记的旗帜
相比育才师生成功升起来的五星红旗，在白公馆看守所旧址还陈列着一面“狱中红旗”。
“它虽然并未真正升空飘扬起来，但却承载着狱中革命者毕生为之奋斗的梦想，是一面真正用鲜血染红的旗帜。”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称。
“狱中红旗”用绣花被面制成，与真正的五星红旗不同，其最大的一颗五角星位于旗帜的中央，其余的四颗小五角星则位于旗子的四个角。
为何如此布局?故事需从红岩革命先辈说起。
1949年10月7日，被关押在白公馆平二室的罗广斌放风时，被同狱的原东北军爱国将领黄显声叫住。
黄显声小声地告诉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7天前在北京成立，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放风结束后，罗广斌回到牢房，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了同室难友，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甚至互拥着倒在地上打滚。
夜深后，革命者们仍激动得难以入睡。他们围坐在一起，议论着国徽、国旗的形状和式样。见此情景，罗广斌动情地说：“同志们，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争取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罗广斌的提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后据成功脱险的毛晓初撰文回忆道：“老罗(罗广斌)扯下他的红花被面(他被捕时带进监狱的)……我们没有剪刀，也无针线，完全靠一把铁片磨成的小雕刀，小心翼翼地划破被面……”
之后，大伙用黄色的草纸做成五角星，可在贴五颗星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贴，有人觉得五颗星一字排开，有人认为五颗星相互挨着组成一个圆圈。
讨论很久后，他们最后决定把大的五角星贴在中间，四个小五角星贴摆在四个角，象征着全国四万万同胞围绕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毛晓初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经过通宵奋战，我们终于制成一面五星红旗了。把红旗平整整地放在囚房中间，大家围着红旗，又是低声欢呼，轻轻哼着国歌，又是跳，又是互相拥抱……”
再后，大伙把牢房墙角边的地板撬起一小块，将红旗叠起来，小心翼翼地藏进地板下，准备等到重庆解放那天，高举着红旗冲出去。
然而，就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开始分批处决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内的革命者，参加制作红旗的陈然、刘国鋕、王朴、丁地平在大屠杀中牺牲，只有罗广斌和毛晓初等侥幸脱险。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再次回到白公馆平二室牢房，找到了藏在地板下的红旗。之后，罗广斌与杨益言在创作小说《红岩》时，把狱中制作红旗的情节进行了再现，在电影《烈火中永生》、新版川剧《江姐》等文艺作品中也艺术化呈现了革命志士狱中绣红旗的场景，让大量观众印象深刻。
王浩称，这面红旗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其体现了以陈然、罗广斌等为代表的中共党员坚定的理想信念，见证了他们不懈斗争、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并寄托了他们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
本文来自【重庆日报网】，仅代表
5月8日，观众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参观国家一级文物“重庆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1949年11月30日凌晨，眼看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匆忙乘坐飞机逃离重庆。当天傍晚，解放军先头部队分几路从朝天门、储奇门等地进入市区，重庆宣告解放。
1949年12月1日，当涌上街头的群众来到抗战胜利记功碑(现解放碑)时，看到其顶上高高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一时群情激奋，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
如今，这面“重庆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珍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见证着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这面红旗是怎么来的?用什么制成?又是谁插上去的?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为你揭开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迎接解放
育才师生用被面缝制红旗
走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这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一级博物馆用大量珍贵文物，清晰地勾勒着这座城市的记忆。
“这就是重庆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它用红绸被面和黄纸制成。”在讲解员高洁的指引下，重庆日报记者看到一面红旗叠放整齐，静静地躺在玻璃展柜中，已有些褪色，针脚也略显粗糙。
高洁称，这面红旗是由育才学校师生用红绸被面缝制。1980年，原重庆市博物馆得知该红旗的线索后，便派征集部工作人员持介绍信，从育才学校梁承栋老师处征回，一直馆藏至今。
“时光荏苒，如今虽70多年过去，育才学子每每在博物馆看见这面红旗，心中都会涌起一股别样的自豪感和责任感。”重庆育才中学校党委书记郭华称。
据育才老校友骆忍石在《山城的红旗》一文中回忆：“在解放军还未到来之前的十一月，育才学校师生就商量制作国旗。赵义熙老师和苏永静老师用同事梁承栋老师提供的一幅宽大的红色绸被面，认真按照当时《群众》杂志上刊登的国旗尺寸标准制作。由于旗子很大，他俩干脆把绸子铺在自家的地板上，苏永静老师爬在地上一针一针地缝。我和一些老师、同学站在那里围看，我透过泪花模糊了的双眼，激动地感受着这伟大而令人难忘的时刻。”
1949年12月1日，为迎接解放军进城，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红岩小学三校师生，怀着无比兴奋和喜悦的心情，高举着自制的五星红旗，敲锣打鼓，扭起秧歌，走在游行庆祝群众队伍的前头。大家从红岩村出发，一直游行到小什字，最后把这面五星红旗插到了抗战胜利记功碑上，使山城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红色学校
见证了先辈用生命铸就丰碑
为什么是育才学校的师生自发地制作出山城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这并非偶然，育才学校从创办开始就有红色基因。抗战时期，学校一直受到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怀与支持，被称为‘国统区的小解放区’、大后方的‘小延安’。”郭华称，育才学校成立之初就有两个平行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一个党支部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领导，主要成员为学校的专家学者;另一个由中共四川省委下属的北碚中心县委领导，主要成员为青年教师和年龄大的学生，江竹筠就曾经直接领导过这个党支部。两个平行的党支部的共同任务是支持、协助陶行知办好育才学校。
然而，育才学校的办学历程并不顺利，当时国民党政府非但不给经费支持，还常常阻挠、刁难，甚至是直接封杀。
陶行知曾撰文称:“最近几个月，我们是过着别有滋味的日子，终日与米赛跑，老是跑在米的后面……这时所有的存款都已垫到伙食上去了。向本地借来的四十石谷子也吃完了，向银行借来的三万元也花光了……”
1940年9月，周恩来得知情况后，与邓颖超等同志一起前往古圣寺看望育才师生，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并在他们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代胜似一代”的题词，还捐款400银元资助学校购买体育器材。
1943年，周恩来还特地托人送给陶行知一件毛衣和一套南泥湾垦荒生产自救运动时拍摄的照片。陶行知受到启发，便带领师生开荒种地，生产自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家吃饭的难题。
育才学校老校长李能寿曾回忆说，他于1948年到学校工作，在学校感受到如同解放区一样的阳光和温暖，那时学校的学生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介绍来的，大家思想活跃，向往解放区。虽然学校外面还有特务的严密监视，但老师和学生们仍关起门来，搞起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唱解放区的歌曲、排演进步话剧等，滋养了无数追求进步的青年人。
“陶行知是一位坚定的教育救国论者，他认为要改造落后的中国，应先改革中国的教育，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教育’思想，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注重教育与生活的结合、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教与学、理论与实践的合一。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育才学校共有300多名师生走上革命的道路。”育才中学校长张和松介绍说。
如今，重庆育才中学仍秉持陶行知老校长的赤诚之心、家国之情，坚持“行知育才，教育为公”办学理念，发扬“大爱、奉献、求真、创造”精神，积极传播行知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续写着属于新时代的红色育人故事，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狱中红旗
又一面值得永远铭记的旗帜
相比育才师生成功升起来的五星红旗，在白公馆看守所旧址还陈列着一面“狱中红旗”。
“它虽然并未真正升空飘扬起来，但却承载着狱中革命者毕生为之奋斗的梦想，是一面真正用鲜血染红的旗帜。”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称。
“狱中红旗”用绣花被面制成，与真正的五星红旗不同，其最大的一颗五角星位于旗帜的中央，其余的四颗小五角星则位于旗子的四个角。
为何如此布局?故事需从红岩革命先辈说起。
1949年10月7日，被关押在白公馆平二室的罗广斌放风时，被同狱的原东北军爱国将领黄显声叫住。
黄显声小声地告诉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7天前在北京成立，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放风结束后，罗广斌回到牢房，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了同室难友，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甚至互拥着倒在地上打滚。
夜深后，革命者们仍激动得难以入睡。他们围坐在一起，议论着国徽、国旗的形状和式样。见此情景，罗广斌动情地说：“同志们，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争取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罗广斌的提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后据成功脱险的毛晓初撰文回忆道：“老罗(罗广斌)扯下他的红花被面(他被捕时带进监狱的)……我们没有剪刀，也无针线，完全靠一把铁片磨成的小雕刀，小心翼翼地划破被面……”
之后，大伙用黄色的草纸做成五角星，可在贴五颗星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贴，有人觉得五颗星一字排开，有人认为五颗星相互挨着组成一个圆圈。
讨论很久后，他们最后决定把大的五角星贴在中间，四个小五角星贴摆在四个角，象征着全国四万万同胞围绕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毛晓初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经过通宵奋战，我们终于制成一面五星红旗了。把红旗平整整地放在囚房中间，大家围着红旗，又是低声欢呼，轻轻哼着国歌，又是跳，又是互相拥抱……”
再后，大伙把牢房墙角边的地板撬起一小块，将红旗叠起来，小心翼翼地藏进地板下，准备等到重庆解放那天，高举着红旗冲出去。
然而，就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开始分批处决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内的革命者，参加制作红旗的陈然、刘国鋕、王朴、丁地平在大屠杀中牺牲，只有罗广斌和毛晓初等侥幸脱险。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再次回到白公馆平二室牢房，找到了藏在地板下的红旗。之后，罗广斌与杨益言在创作小说《红岩》时，把狱中制作红旗的情节进行了再现，在电影《烈火中永生》、新版川剧《江姐》等文艺作品中也艺术化呈现了革命志士狱中绣红旗的场景，让大量观众印象深刻。
王浩称，这面红旗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其体现了以陈然、罗广斌等为代表的中共党员坚定的理想信念，见证了他们不懈斗争、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并寄托了他们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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